作文地带题目：关于苏轼生平故事及成就的资料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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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原名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眉山三苏之大苏。出身于寒门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生平与思想 嘉□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后因奔母丧回蜀，嘉□四年始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要求改革。 苏轼凤翔任满，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其时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苏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舒□、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因于元丰二年(1079)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这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谪贬黄州。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他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还保持了私交，共游蒋山，互相唱和。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改元元□，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元□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元□保守气氛充满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别》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要求朝廷"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张"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济时治国，"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记》)。他对待人生又有超旷达观的襟怀，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宝绘堂记》）。能够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牾。再加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送杭州进士诗序》）,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更受摧折于绍圣，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难，仕途曲折，历尽升沉。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与元老侄孙》）,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以期"充满勃郁而现于外"（《南行前集叙》）。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不能"屈折拳曲,以合规绳"（《送水丘秀才序》）,更不应"使人同己"（《答张文潜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
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苏轼在早年即感受到社会上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发出过"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许州西湖》）的感慨。后来辗转播迁,目睹人民困苦,写了不少"悲歌为黎元"的诗篇。如在凤翔时写的《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描写朝廷摊派苛重徭役，给百姓造成的负担。通判杭州时的《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对百姓为糊口奔走贩盐而身陷囹圄，表示深切的同情。在黄州写的《五禽言》、《鱼蛮子》，借渡河农夫和渔民的一家，控诉了地租剥削的残酷性。这些诗篇都写得情真言挚、朴实无华，有的还以具体描述，留下了人民悲惨遭遇的真切剪影。苏轼的政治讽刺诗，如《李氏园》、《荔枝叹》,都能通过具体事件的描绘,揭露封建统治者为满足个人贪欲享受而不顾百姓死活的罪行。有些政治讽刺诗，其真城同情人民的思想同不满新法的情绪错综交织，如《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其中虽然难免有夸大新法缺点之处,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写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开发煤矿、创造工具、利用水力，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
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苏轼一生足迹所至,饱览奇景伟观,创作了大量写景诗。嘉□中由三峡出川时，作有《江上看山》、《巫山》、《入峡》等诗，描写蜀中的奇绝风光，可说是青年诗人的才华初露。苏轼两度任职杭州，"天教看尽浙西山"（《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写下了《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使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在苏诗中留下了动人的形象。他在密州、彭城、胶东所写的《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晚年远放惠州、儋州，更以浓厚的兴致，再现了岭外风光。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如《新城道中》、《白塔铺歇马》、《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等诗，都写得生机盎然，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苏轼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如《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和陶归园田居》、《和陶赴假江陵夜行》等，更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
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或表明超脱事物才能看清事物的全貌，或暗喻满意的成果有赖于主客观的统一，或指明大自然的变化并非由于神灵的主宰。这类诗都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在唐诗中比较少见，可以说是苏轼的独创。苏轼性格开朗，他描摹大自然的笔墨，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如《东坡》、《慈湖夹阻风》，暗示人们不要贪恋捷径坦途，人生难免碰上岩逆风。《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融情入景，借景写情，显现作者履险如夷、破忧为喜的开阔襟怀，表明诗人在逆境中依然对生活充满乐观和自信。
此外，苏轼对绘画书法均有很高的造诣，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这类诗歌品题了别人作品的成就和特色，寄寓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见解，在苏诗中也是颇有特色的。
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堪称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瓯北诗话》)。如《泛颍》写临流照影，波闪影动，情态活现；《韩马十四匹》写画中群马，各具神态，巧夺画工；写春夏景物："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晚景》），"横道清泉知我渴"(《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南二十五里野人舍》)，写物传神，颇饶情韵。 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如《郭祥正家醉画竹石》："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借助想象把创作冲动形象化；《登州海市》："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面对碧海想象到群仙的出没，都是驰骋幻想的名篇。苏轼善于以新颖的比喻刻画事物，如以"西子"比西湖，以"紫金蛇"比闪电,以"赴壑蛇"比年光易尽,以"飞鸿踏雪泥"比人的行踪无定，以"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等一系列形象比徐州百步洪的急湍，都是有名的例子。 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如《王维吴道子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戏子由》、《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等诗，或论画，或议政，或写怀，文思如潮翻泉涌,极富气势,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议论化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赓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 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浩大，变化不测"（《诗人玉屑》卷十七引《吕氏童蒙训》），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如《送李公恕赴阙》、《法惠寺横翠阁》、《送沈逵赴广南》、《雪浪石》等，都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如《寒食雨》、《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等，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如《和子由渑池怀旧》、《初到黄州》、《汲江煎茶》等，都是气韵天成的佳篇。其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 ，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
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苏轼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前人有"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之评(《艺概》)。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如〔沁园春〕"孤馆灯青"写青年时代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写贬谪后孤高自赏,不肯随人俯仰的情绪;〔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这些词作都是很有个性特色的。苏轼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为读者提供了一组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农村风俗画。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
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庵手批东坡词》）；〔满庭芳〕"三十三年，今谁存者"，格力挺拔，语句遒劲。元□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前人批评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其实苏轼把写诗的笔力句法等带进词作，正可以扩大词体的表现力。 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作者幻想乘风登月，又不甘心天阙的清寂；〔念奴娇〕"凭高眺远"，写诗人"翻然归去"，飞上"玉宇琼楼"的"水晶宫"；〔满庭芳〕"归去来兮"，融合天孙织锦、王质遇仙的神话,虚构了自己银河滩头巧遇织女的故事,反映了作者处境坎坷、欲远离政治风波的念头。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左庵词话》说："此老不特兴会高骞，直觉有仙气缥缈于毫端。"正是指这类作品而言。
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前人多指责苏词"不谐音律","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墨客挥犀》），然而当时歌手袁□曾唱〔水调歌头〕中秋词，宋代词评家赞赏〔水龙吟〕咏杨花"声韵谐婉"（《曲洧旧闻》）、"全章妥溜"（《词源》），都说明东坡词并不忽视音律。不过，苏轼更重视词的文学生命，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
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正如《皱水轩词筌》评《浣溪沙·春闺词》所说："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 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信ê竦闹瓶破猓芬灿胁簧儆械姆攀浮⑵木呤都挠判闫隆Ｈ纭督摺贰ⅰ端贾温邸吠副俚胤治隽说笔钡哪谕饷埽腠臼北祝岢隽讼低车母母镎弧读艉盥邸芬簧ɑ剖谑榈纳衩厣剩壑で啬┮坑幸馄舻险帕即倨渲葱姓返牟呗裕庑掠保宦漶骄省Ｕ庑┞畚男郾缣咸希适谱莺幔朴谔谂脖浠逑殖觥睹献印贰ⅰ墩焦摺返壬⑽牡挠跋臁�
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方山子传》、《书刘庭式事》，能借助于生活片断和有代表性的细节显示人物性格。《潮州韩文公庙碑》有叙有议，结合韩愈一生遭遇，评述了他对文学儒学的贡献,写得议论风生,气势充沛。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超然台记》、《韩魏公醉白堂记》，或表达关心稼穑、与民同乐的思想，或体现游于物外、无往不乐的襟怀，或赞扬严于律己、廉于取名的风节,都善于借事寓理寄情,且文意翻澜,发人深思。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写夜泊绝壁奇境，情调森冷，耸人毛发；前后《赤壁赋》，一写清风朗月的秋光，一写水落石出的冬景,描绘逼真,境界若画。这些游记也不单纯留连风月,而总是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
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苏轼广于交游，笃于友谊，"简易□达，表里洞然",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答秦太虚书》、《答参寥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文与可□□谷偃竹记》、《书蒲永升画后》等，都紧紧扣住文艺创作的特征，阐发了对文艺问题的真知灼见。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
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宋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收有16则，明刊《东坡七集》收有13则，都是史论。其论封建，称"柳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论平王指出其"避寇而迁都"的失策，均很有见地，然其论商鞅等条，借评史攻击变法，则不免有所偏蔽。《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寥寥数十字,烘托出月夜的明净和心境的悠闲，《记游松风亭》通过随地歇脚的细节，写出无往而不适的放达襟怀。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东坡喜爱仇池,诗中多处提到，故以"仇池"名之。其所收条目，部分亦见于《东坡志林》。
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书画及学术著作 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传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他自称"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次韵子由论书》）,在诗文题跋中,有不少谈书法的文字。苏轼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画史上很有影响。他善画竹石，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故有"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次韵子由题憩寂图后》）之句。苏轼画真迹，见于文献记载者不及十帧，传世更少，今仅存《古木怪石图》等。
苏轼在学术上的著作有《易传》、《书传》等。《东坡易传》是续苏洵未成之作。苏轼论《易》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辨，"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四库全书总目》）。《东坡书传》对前人之说有纠误，也有立新，被称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四库全书总目》），颇受朱熹称赞。
苏轼，至少有四次到过湖州。第一次在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冬，他任杭州通守，受江南转运司差遣，为湖州知州孙觉相度湖州至松江（今吴江松陵镇）的堤堰。第二次在熙宁七年（1074）九月离杭州到密州任知州时路过湖州，曾与当时的湖州知州李常，诗人张先等六人聚宴，张有《六客词》记叙了这次雅会。第三次是元丰二年（1079，坡公四十三岁）五月，他从徐州调来湖州任太守，官职全衔是“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湖州军州事”。到任仅三个月，七月底就因“乌台诗案”被御史台派人逮捕进京。十二年后，哲宗元礻右 六年（1091），坡公由杭州知州升迁吏部尚书翰林学士，进京途中奉旨视察湖州、苏州水灾，与曹子方、刘景文等文人在湖州欢聚，东坡自己有《定风波，后六客词》记载了这件事。 东坡在湖州留下七十多首诗词，还有许多重要文章也在湖州写成。历代湖州人民无限崇敬和缅怀苏东坡，保存了他不少遗迹。“乌台诗案”发生后，杭州湖州的百姓都自动为他“作解厄道场累月”，祈求逢凶化吉。坡公在狱中听说，十分感慨，嗟叹“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可见苏太守与湖州人民之间的感情非常深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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