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地带题目:关于韩愈生平故事的资料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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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三岁丧父,其兄韩会及嫂抚养之。韩会能文章,对韩愈有影响。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贞元二年(786年),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中。直到29岁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长庆四年(824)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刺袁州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的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异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韩昌黎集》,《外集》,《师说》等等。
教育思想: 韩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比较复杂。他政治上提倡仁政,反对官吏对人民的搜括,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进步的一面。他热烈地提倡儒家正统思想,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适应的。但他也宣扬了儒家学说中的封建伦理观念,维护封建制度,这当然也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超越历史,具有我们当今的思想。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韩愈的思想还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维护“道统”,但往往又不自觉地破坏了“道统”。他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具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思想。这一思想对他的散文成就是有杰出的、十分重大的影响的。
文学成就
文学创作理论
文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 韩愈石像
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
诗歌创作探索
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谓“以文为诗”,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当然,他的诗也存在着过分散文化、议论化的缺点,对后代有不良影响。
热心的教育家
韩愈还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能逆当时的潮流,积极指导后进学习,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特别重视教育和培养年轻作家。 他在《答李翊书》一文中说:“根之茂者,其实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根”或“气”,都是指作家的思想修养、人格修养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对搞好创作的重要性。现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韩愈作为修武人,曾多次游历县境北部的百家岩,在此曾作长诗《题西白涧》,由此使西白涧也成为百家岩重要一景。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指为死者歌功颂德,在墓志铭中不论其功绩如何,一概夸大其词予以赞颂的行为)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在散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在诗歌创作方面,针对大历以来诗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皎然《诗式》)的浮荡习气,“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诗风,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力图恢复盛唐气象。
因此,他在诗歌创作上勇于创造,大胆革新,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但是,一些文学史和有关韩愈研究的论著,以反映人民疾苦为评价韩愈诗歌的准则,也就是政治标准第一,因而认为韩愈反映现实的诗歌数量不多,没有像白居易那样继承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意义不大。如游国恩诸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这样的意见:“从创作实践来看,韩愈主要是继承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体格变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传统,独立开拓道路。和白居易着重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有所不同。”詹锳先生《唐诗》也是这样说的:“在韩愈诗里也有些反映现实的。但这样的诗数量不多,而且往往和个人的不幸交织在一起,认识不够深刻。”张燕瑾同志《唐诗选析》认为:“韩愈的诗歌追求奇险,形成了宏伟奇崛和‘以文为诗’的特色。但反映社会重大生活内容少,比较肤浅。”类似的意见还有,这里不一一列举。我以为上述诸先生的论断值得进一步探讨。韩愈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在数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但反映人民疾苦不是评价作家作品的唯一标准,就韩愈而论,他的诗歌既有深切同情人民苦难,揭露统治集团罪恶的篇章,也有不少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佳什,更有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危害之作,还有指斥当权者压抑人才,抒发怀才不遇的作品。这些都从不同方面较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的重大生活,有强烈的战斗性,应该说也是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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