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地带题目：魏晋名士的风流：阮旨遥深，归趣难求
文章细节：liuxuepaper.com 标题：魏晋名士的风流：阮旨遥深，归趣难求
http://book.sina.com.cn 司马放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谯郡嵇康、陈留阮籍、陈留阮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玡王戎、沛人刘伶。
社会风气：魏晋之交，高层斗争惨烈，天下名士少有全者；以竹林七贤为首的士人用放浪形骸、蔑视礼教的生活态度对抗黑暗的现实、伪善的政治。
竹林七贤的由来：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七人都放荡不羁，轻视礼法，不满现实，在老庄学说的虚无与酒精的昏醉中寻求解脱，又常常三五成群地携手郊游在河内郡山阳县一带的竹林（今河南省修武县百家岩）。所以，当时称他们为“竹林七贤”。
与重《周易》、《老子》，以哲学理论思辨为主，宣扬自然与名教调和，以自然统率名教的正始名士不同，“竹林七贤”重《庄子》，以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直接对抗礼教，甚至喊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样振聋发聩的宣言。
司马懿父子高平陵兵变后，“竹林七贤”逐渐劳燕分飞。山涛、王戎先后投身司马氏集团，后来均位至三公，成了西晋的肱股之臣；阮籍、阮咸、刘伶对司马氏集团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既为明哲保身而在司马氏帐下做官，又用终日酗酒，不理世事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内心的不合作；嵇康由于偏激的性格和特殊的身份（嵇康夫人为沛穆王曹林之女长乐亭主），对司马氏集团的反抗最为激烈，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公开宣扬“非汤武而薄周孔”，矛头直指司马氏为篡位而制造的礼教依据，并最终不为司马氏集团所容，被杀；向秀起初立场与嵇康一致，可嵇康被杀后，为求免祸，向秀无奈之下，也与阮籍、阮咸、刘伶一样，以混日子的方式在司马氏帐下为官。
当年“竹林七贤”携手郊游，酣醉奏乐的河内郡山阳县，今天的河南省修武县百家岩仍保留了不少“竹林七贤”的遗迹，例如，“刘伶醒酒台”、“嵇康淬剑池”、嵇山（嵇康旧居）、阮氏竹林等。
晋文王①称阮嗣宗②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扑通扑通”水钟的眼泪一滴滴如连珠般在暗夜里低泣，“扑哧扑哧”受伤的青鸟一阵阵如绝望般在森林中惊飞。“嗖——”，夜的清风仿佛一张冰冷的手轻抚着面颊，“嘎——”，鸟的悲鸣好似一首尖锐的歌敲打着耳膜。在床上，辗转反侧；在梦里，左右难眠。坐直身子，拿起床头的琴；点起油灯，叩响银色的弦。眼神面对的是天空中苍茫的月色，耳朵听到的是森林里恐怖的哀嚎。心灵的感受仿佛微弱的蜡光，孤独闪烁，琴上的声响好似难言的痛楚，欲说还休。
可叹！放荡不羁的生活作风，虽然给阮籍带来了当时士子热情的追捧和效仿；竹林名士的社会影响，尽管给阮籍带来了当时统治者极力的保护和笼络，可每每夜深人静，独自面对孤鸿悲鸣，翔鸟惊飞时，一代名士阮籍的内心，却还是如死一般的落寞与孤寂。正如他《咏怀?第一首》所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然而，“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垧。”（阮籍《咏怀?六十一》）自小就英气不凡，博览群籍，苦练剑术，成年后又身材伟岸，文武兼得，阮瑀之子又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籍，本来与“建安”父辈相同，当然也有过建功立业、澄清天下的宏愿。假如历史让阮籍早生个50年，以他的才能和抱负，想必也会追随曹操或其他豪杰，南征北战，建立一番可歌可泣、留名青史的功业，一如他在《咏怀?三十九》所歌：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可是，历史终究是没有假如的。就在阮籍学业有成，步入而立之年，正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却偏偏赶上了曹爽集团与司马氏集团激烈的明争暗斗。出身传统儒学世家的阮籍，因其父亲阮瑀曾受曹操的知遇之恩，在内心深处，自然更偏向于曹氏集团。但是，政治嗅觉敏锐的他，又清楚地知道曹爽兄弟绝不是司马懿父子的对手，朝局的剧变，恐怕只在旦夕之间。就这样，对曹氏集团的感恩之心，对成为无辜政治牺牲品的恐惧之感，久久的在一个刚步入中年的男子心头纠葛着，撞击着。
可是，出路在哪儿？假使阮籍坚决地站在曹爽集团一边，那无异于以卵击石，飞蛾扑火；假如阮籍站在强者司马懿父子一边，那对他来说，则更是不忠不义。出路在哪？对阮籍而言，恐怕只有两边不站，互不相帮。只有这样，阮籍才既能减缓内心对“忠义”的指责，又能保住身家性命，免于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虽然，这听起来不是什么妙策，但对阮籍而言，却是唯一可行的处世之道。
然而，在政治斗争中，两边不站，互不相帮，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弄得不好，则可能里外不是人，被整得更惨。对待曹爽集团，阮籍玩的与司马懿一样，装病。从公元242年到公元247年的5年间，曹爽集团曾先后三次征召阮籍做官，可是每次阮籍屁股都还没坐热，就以生病为由辞官返乡了。阮籍这么做，既通过三次出仕表明自己对曹魏尽过忠，在道义上说得过去，又清楚地告诉司马氏集团，他与曹爽集团不是一伙的。
公元249年1月，阮籍日夜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司马懿父子发动高平陵兵变，成功夺取了曹魏的实际控制权，并族灭了曹爽、何晏、邓飏等八大名族。几个月后，司马懿就任命当时大名士阮籍为自己的从事中郎（六品，相当于秘书），想用阮籍的名气来装潢装潢门面，粉饰一下自己的血腥篡权，并增强自己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
这次面对“诈病”高手司马懿的征召，阮籍不敢再像对曹爽集团那样，靠装病虚晃一枪就走人了，而是很识时务地学乖了。从公元249年至公元254年的5年里，阮籍先后担任着司马懿和司马师的从事中郎。其间，虽然阮籍对司马懿父子的骄横跋扈、独揽朝政，深恶痛绝，可是对曹魏集团的毫无信心，还是使得阮籍不能像李丰、夏侯玄那样直接密谋反抗。阮籍只能用他极为隐晦、玄远的诗歌，来抒发内心深处强烈的悲愤。正如这首被后世普遍认为是强烈暗讽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的《咏怀?十六》：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①。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公元254年，不甘心受司马师兄弟操控的高贵乡公曹髦，刚一坐上皇位，就封大名士阮籍为关内侯，并升阮籍为散骑常侍（四品，皇帝的机要秘书），妄图依靠阮籍的名气来稍微扭转一下极为不利的形势。可是，对阮籍而言，这虽是加官晋爵，但实际上，他却是从司马师兄弟的幕僚转为了曹髦以及皇室的幕僚。毫无疑问，在当时强弱分明，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阮籍的这一职务变动，对他而言，是有极大危险的。
此后一年，阮籍虽身为曹髦的高级幕僚，但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既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能力，也缺乏蚍蜉撼大树的勇气。所以，他也只能靠醉酒颓废来混日子，既告诉司马氏集团他与曹髦疏远的关系，也能在酒精的幻觉下，暂时麻痹安慰自己伤痕累累的内心。
可是，阮籍作为曹髦的高级幕僚，始终犹如生活在火药桶边上，随时会有池鱼之灾。终于，一年之后，阮籍逮着个机会对刚刚接替过世哥哥执掌朝政的司马昭说，他自幼喜欢东平的风土人情，愿意外放做官。听到当时的大名士不愿意继续留在曹髦身边做幕僚，司马昭自然是喜出望外，立马任命阮籍为东平相（九品），批准他离京赴任。
从四品的散骑常侍到芝麻绿豆的九品东平相，表面上，阮籍属于被贬外放，但实际上，阮籍成功地从权利斗争的火山口，慢慢悠悠地骑着小毛驴，跑到了乡间，优哉游哉地享受起田园的天高地厚了。此后，阮籍在东平的日子里，推倒衙门的围墙，在四面通风的案台上几大坛、几大坛地终日酣醉，也就不难理解了。毕竟，他在水生火热的京城，已经压抑得太久了。
阮籍在东平享受了十几天的田园牧歌后，又骑着他的小毛驴，优哉游哉地回到了京城，不久便被司马昭任命为他的从事中郎，就这样阮籍又回到了安全的司马氏阵营。
阮籍曾先后给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做过幕僚，而司马昭相对于“西拒诸葛，北灭公孙（渊）”的父亲司马懿，年轻时即被赞为“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而与何晏、夏侯玄齐名的哥哥司马师来说，资历上要浅了一大截，在士林中更没有如父兄那样的威望。所以，司马昭比司马懿、司马师更看重阮籍，迫切需要依靠阮籍这样在士林中有强大影响力的名士，为自己站台，为自己的司马昭之心进行粉饰，进行正名。
显然，阮籍很清楚他在司马昭眼中的利用价值，所以，在司马昭执政时期，也是阮籍一生中最为放浪形骸、蔑视礼法的时期，因为他知道，只要不在政治上站错队，司马昭始终都是会保护他的。
在司马昭执政时期，阮籍公开叫嚣“礼岂为我设邪”！几乎凡是他想得到的，又不触及他道德底线的事情，他都做过了，诸如当面与嫂子告别，在美丽的老板娘身边借着酒香甜蜜地进入梦乡，为一个从不认识但很漂亮的姑娘之死而号啕大哭，对看不起的同僚直接翻白眼，甚至“性至孝”的他在为母守孝期间，照样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丝毫不顾守孝的礼法和当时人的看法。对此，同样出身传统儒学世家的司马昭非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而频频为阮籍解围。
一次，阮籍在为母亲守孝期间，参加司马昭的宴会。席间，阮籍与常人一样，不避酒肉，而且还大快朵颐。同时在座的司隶校尉何曾对阮籍这样公然藐视礼法的行为，实在看不下去，直接对司马昭进言：“主公以孝治天下，今天阮籍在为母守孝期间，在主公的酒席上公然喝酒吃肉，主公应该马上将阮籍流放到边疆的不毛之地，以端正社会风气。”可没想到，司马昭却大不以为然，笑着说：“阮籍为他母亲的去世，都伤心得骨瘦如柴，面色憔悴了，你不能为他分忧，还有什么好说的？再说了，《礼记》里也说，因病而在守孝期间饮酒吃肉是完全符合礼法的行为。”司马昭为了替阮籍开脱，甚至不惜引经据典，阮籍在他的心中的利用价值可见一斑。
出身传统儒学世家的阮籍在司马昭执政时期如此蔑视当时社会的道德准则，一方面是他用放浪形骸的生活作风来消极抵抗现实的伪善和丑陋，一方面是在司马氏帐下，他需要这份佯狂去少做违心之事。例如，司马昭想与阮籍结亲，把阮籍的女儿娶进门做世子司马炎的妻子，进一步为司马氏集团合法合理地篡权做准备。而早就看穿了滥杀滥赏的司马氏集团的阮籍，当然不想再与他们扯上什么关系。可是，阮籍又不可能像当年关羽那样直白：“犬子安配吾之虎女”。万般无奈之下，阮籍只有一连大醉了六十天，让说媒的人始终得不到回信，用这样的冷屁股将司马昭的热脸挡了回去。
当然，以玩世不恭、放浪形骸来逃避黑暗的政治、黑暗的现实也是有底线的。公元263年，魏元帝在司马氏集团的操控下加封晋文公司马昭为晋文王，并加九锡殊礼（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步）。司马氏集团也很专业，做戏做全套，一方面，司马昭坚决推辞，表现得活像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他又指使心腹去找阮籍为自己写《劝进表》，好作出一番众望所归，不由得自己不称王的样子。
对此，阮籍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笔墨文章成为司马氏集团无耻杀夺的工具，所以他就故伎重施，又想以连续大醉一两个月的方式，把这事儿糊弄过去。可是，司马昭好吃好喝地养了阮籍8年，现在到了称王篡权的关键时刻，当然是要对阮籍“用在一时”，毕竟实在没什么比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名士都为他称王而歌功颂德更具说服力的了。所以，这次阮籍无论怎么灌黄汤，只要不想喝孟婆汤，就还是要写。
这不，司马氏集团见阮籍天天烂醉，后来司马昭的心腹司空郑冲索性亲自找上门去，在阮籍朋友袁淮的家里，硬是将已经醉成一滩烂泥的阮籍扶起，要他马上写《劝进表》。已经被逼到鬼门关前的阮籍为了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承受了极大的耻辱，飞快地挥洒着手中的笔墨，一刻都没有停下来构思，顷刻间，一篇文采华美、情理兼备的《劝进表》在他的笔下写就了。
一年后，司马昭正式晋爵为王（此时，阮籍已病故），阮籍那篇《劝进表》的确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为司马氏集团的血腥杀夺打上了一层好看的粉底。后来，这篇《劝进表》还在南梁时期入选了著名的《昭明文选》，成为同类应用文的范本，流传至今。只是，《劝进表》一类格式严谨，需要典故与事实罗列得绰约有致的应用文，即便是中国第一流大文豪的阮籍，也不可能在完全没有腹稿的情况下，顷刻速成，何况当时阮籍还处于醉酒半醒不醒的状态。看来，阮籍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是任何事都可以“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有些时候，不由得他不出去“接客”。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三十三》）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可以说是阮籍一生的写照。在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血腥杀夺中，早年也想“澄清天下”的阮籍不得不在肮脏的政治斗争中，终生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可叹啊，在阮籍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潇洒背影后，隐藏的是怎样一颗时时饱受着煎熬的纯净心灵啊。
阮籍仿佛是一个圣洁的天使，却出生在肮脏的地狱，周围的一切与他都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他只能通过特立独行来消极抵抗丑陋的世界，他唯有靠着酒精的迷幻而在鬼哭狼嚎的血池中得到一丝的苟延残喘。嵇康不也与他一样吗？只不过，嵇康最后还是选择了烈火涅槃。
如今，对生活在现代社会但同样拥有天使般纯净内心的“孩子”来说，如果他们不像嵇康那样认真到勇敢，选择“烈火涅槃”的处事方式，那阮籍“如履薄冰”的处事方式就对他们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阮籍固然是用玩世不恭、放浪形骸来消极抵抗司马氏集团的伪善与凶残，可是正如上文所说，阮籍在司马懿、司马师执政时期的表现要相对低调很多，只有在因缺乏士林威望而特别看重他的司马昭执政时期，阮籍才敢上鼻子上脸，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可见，阮籍的玩世不恭、放浪形骸也是看人的，没有半点的“胡来”。在今天的职场上，如果个性鲜明的您，羽翼未丰，上面又有能力、威望都远胜于你的领导前辈，那阮籍在司马懿、司马师时期的低调与收敛就很值得借鉴，不是吗？
在司马昭执政时期，阮籍虽然用酗酒癫狂、放浪形骸的生活作风来消极反抗司马氏集团的虚伪和丑陋，可是，在政治问题上，阮籍从来都三缄其口，既便偶开金口，也是发言玄远，不会去评价具体的人和事，始终没有捅破他反抗司马氏集团的那层窗户纸，维持了他与司马昭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在这点上，连“刚肠嫉恶，遇事便发”的嵇康都想向阮籍学习“口不论人过”（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那么，对工作在人际关系复杂的人事单位的朋友而言，就更有借鉴意义了。千万别等到在职场上被“小人”陷害，才回过头来，意识到阮籍“如履薄冰，口不臧否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
笔者常读阮籍的82首《咏怀》，虽然不能完全了解阮籍诗中所影射的人和事，但结合他的人生经历，也还是能从《咏怀》中强烈地感受到阮籍在那个充满血腥与虚伪的年代，活得很苦，活得很累，也更能理解他的蔑视礼法、放荡不羁实在是情非得已，这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和人生理想的人对黑暗社会绝望的控诉和反抗。可是，竹林七贤之后的主流士大夫精英阶层，没有阮籍等人正视社会黑暗现实的勇气，却以阮籍等人万不得已的“放浪形骸”作为士大夫集体逃避社会责任与自甘堕落的借口，从而导致了整个西晋士大夫阶层的集体堕落，为日后惨绝人寰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埋下了祸根。
希望今天的我们，更能从阮籍身上学到他正视自己与社会的勇气，明白他的苦衷，从他“如履薄冰”的处事方式中得到某些生活的启发，而不是像晋人那样只从阮籍身上找到某些自己想要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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