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地带题目：试析余杰大学时代抽屉文学中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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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余杰大学时代的“抽屉文学”中,有几处成就较为突出的地方,包括他对社会的关注和对历史的反思。其中，他对社会的关注是通过塑造“异乡人”和“校园过客”的形象来表达，而对历史的反思则集中在对帝王和士人的“伪”像的刻画。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关键词] 余杰 “抽屉文学” 社会关注 历史反思
余杰，1973年10月3日生于成都平原一个小镇。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虽身居校园，却时刻关注时代和人生。这里所说的“抽屉文学”，主要是指他在大学时代所写的一系列散文，包括随笔，笔记，杂文，论文等，收入他自己油印的四本集子《行者手记》《明天》、《远方》、《思人》。文中“所思所想 ,所呼所喊 ,无不字字锋芒，不留余地” ⑴于是，一方面他的行文中充满了赤诚率直的青春朝气，而另一方面，又往往表现出思路见解的离经叛道和偏激浅稚，所以大多难以发表，只能抽屉深深锁文章，故而得来“抽屉文学”之名。后来由于一次机遇，才由贺雄飞先生在“草原部落·黑马文丛”中编选出版，分为《火与冰》与《铁屋中的呐喊》两本结集。
为抽屉而写作，“自绝于外界的肯定” ⑵，有利于保持心灵的独立和自由，有利于突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桎梏，拒绝在追名逐利中丧失自我，不迎合取悦于存在于文艺界中的强势声音、功利目的和颓废倾向，而是秉着一颗赤子之心，率性而发，以“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立场、边缘的状态 ” ⑶写作出流畅感人且沉实有力的文字。当然，在余杰“抽屉文学”中，也写对师友的怀念牵挂，写生活中的感动顿悟，写自己的情感历程，但总体成就不高。他涉笔的主要领域，聚焦在对社会的关注，以及对历史的诠释两个方面，并且这也是构成余杰散文魅力的主要方面。在这些篇章中，时常闪耀着真知灼见的光芒，迸发出思想犀锐的火花，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一 、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真挚的人文关怀
“知识分子不只是埋头搞自己业务的人，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良心”--萧乾 ⑷
余杰大学时代“抽屉文学”的创作时期（1993-1998）正处于商业主义文化如潮水般涌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所谓“近世纪末”时期（1990-1999），这是一个“混乱不堪而又生气勃勃” ⑸的时期。在商品、爱欲、权势、金钱等“都市欲望”浸淫下，又置身于“个人化”写作思潮在文坛如日中天的语境中，许多大学生的心态正悄悄地发生变化，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便是更多地专注于自我构筑的个人世界中，浅止于酸楚情爱、情绪冲动的感性层面，而漠然于人民大众的苦痛，匮乏质疑社会历史的勇气和责任感。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余杰大学时代“抽屉文学”则强烈到表现出了他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一名大学生，所具有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清醒的直面现实的精神。他将笔触伸入社会现实中，以强烈的社会道义感和启蒙立场写作，希望能唤起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因而他的作品中具有了“真正现实主义所蕴涵的深层而博大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力量” ⑹，使读者在阅读时深深地被这种精神力量所震撼和感染。他对社会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处于社会边缘的“异乡人”真切关注
余杰对底层这种深厚的感情，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身世。正是从小就开始的这种对底层的体验，使他对民众的艰辛和煎迫的生存状态产生了不可抑止的切肤之痛。他在《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⑺中动情地写道，他的童年是在四川乐山一个叫“新华”的矿山上度过的。穷山恶水间，是一排排简陋的棚户，几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工人，每天在缺乏起码的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到井下作业。他也曾被父亲装在斗车里带到井下，“昏暗的瓦斯灯、长长的隧道、水流声和脚步声”，成为他对童年最初的记忆。更为可怕的是那时事故不断发生，有时一个月发生几次，在事故中死去矿工的尸体被挖出来，平放在宿舍区前的空地上，死者亲属们的嚎哭，回响在多雨四川那总是阴沉沉的天空，也从此铭刻在他的心灵里。于是这种一生抹不去的记忆，沉积进了他的文学作品中，直接影响了他日后创作的思想倾向与价值取向。
余杰在大学学习生活期间虽然身居校园，但并没有停止注视社会状况，他对漂浮在北京这个繁华的大都市中的“异乡人”，表现出了深切的关注与同情。在《中关村的故事》中，余杰以自己独特的感受真实而形象地记录了，这些来自农村的农民工生存状态中的一些片断。这些“异乡人”没有熟练的技能，没有过硬的学历，生活的煎熬和自身道德的退场使得他们开始从事“灰色职业”。他们贩卖着“当初不知花了多少人力和物力来完成”的盗版电脑软件光盘和VCD，置设计者的知识产权而不顾，把自己的尊严和国家法律抛在了一边。然而，对于这些不断喊着“师傅，要盘吗”的“麻木委琐”的贩盘者，他并不是简单的从道德法律上进行谴责，而是从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一名大学生的视角切入这一社会现象，力图把自己的思考和感受渗透进客观真实的描述之中：
“师傅，要盘吗?”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往往是具有同样的衣着，男的一身暗色的西服，女的是那种似乎来自陕北的粗布，上面堆满了皱纹和尘埃，而他们脸上一律是麻木疲惫甚至委琐。他们像是一个个的幽灵徘徊在中关的每一个角落，目光呆滞无神的扫着每一个过路人，用疲惫不堪的嘴巴反复说着这同一句话。”
“对于这些人群，我看到太多的鄙视和谴责，他们在大量贩卖盗版软件，他们在破坏知识产权，甚至可以说他们影响了中关村的形象……可是对这些人群，来自遥远的家乡操着不同的方言，我突然觉得除了鄙夷不屑之外，还应该表现出某种别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东西，它在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是如此的稀少可贵。” （《中关村的故事》） ⑻
在这读之如在现场的叙述中，余杰指出对这些违法者除了鄙视，还需要给予他们更深入的了解和社会关怀，他们从事这些可耻的“行业”其中的某些原因并没有被认真反省出来，而他则责任通过他的散文中的“异乡人”形象表现出来。在他的笔下，这些背井离乡来城市谋生的人们，一方面感受着现代都市奢华的物欲，一方面又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深味着物质给他们带来的苦涩和压迫。而当他们在如此压抑的处境和心态中沉溺得太久，就会使他们逐渐丧失自身憨厚耿直的品德和遵纪守法的观念，甚至最终有可能会被阴暗环境所淹没，放弃了他们高于物的价值和尊严。
如果说《中关村的故事》是余杰从“异乡人”的物质生活状态层面进行探究的话，《心灵独白（一）·十九 》则是他尝试从“异乡人”的精神生活状态层面进行追问。他选择了一个已经被我们司空见惯的场景，以简练而饱含悲悯的笔触进行了叙述：
“一天晚上，我经过一片建筑工地。一座巨型大厦即将完工，旁边有一排破旧低矮的房屋。其中，有一家小杂货铺，门口摆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四五十个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民工。他们睁着眼睛贪婪地看着，尽管小小的屏幕上布满雪花，画面模糊不清。然而，好恶却由不得他们，杂货铺的主人可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看，啪地一声就调到另一个频道去了。一阵轻轻的惋惜声之后，他们又津津有味地看下去。那天晚上，气温是零下好几度。
这是一群无声的人。在这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他们数量巨大，他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却遭到蔑视和厌恶。他们从来不说话，也说不出话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痛苦与欣悦，烦恼与快乐。于是，他们只好围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从这个窗口仰望都市。” （《心灵独白（一）·十九 》） ⑼
余杰认为，尽管农民工们生存、工作在城市中，然而却并未真正地被城市所接纳，“他们数量巨大”，“干着最脏最累的活”，但是他们是沉默着的，“是一群无声的人”，他们“从来不说话，也说不出话来”，“有什么痛苦与欣悦，烦恼与快乐”都没有能力清楚地表达出来，也没有机会和地方向这个城市呼喊出来。本来在物质生活层面这些“异乡人”已经与城市居民相距甚远，而现在在精神生活层面他们就更加贫乏。他们远离了自小生活着的家园，与旧有精神生活模式的联系几乎就此剪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迫切需要在都市里重建他们的精神家园，从中寻求帮助、指导和慰藉。
余杰从社会良知出发，进而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体验的外向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以他人的体验为自己的体验。在对底层的、赤裸的、蛮性的、黑暗的、残酷的生命状态的体验中，使知识者自身苍白的、文弱的、中庸的、温情的体验得以丰富、扩展和升华。” ⑽他提倡每一个人都是这份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应当给予“异乡人”以真诚的关注和力所能及的帮助。而知识分子，包括在校大学生必须正视目前社会底层面临的切实难题和所遭遇到的苦难，把自己的知识背景与民间关怀结合起来，用人文精神将那些无奈失落，乃至因为心态失衡而误入歧途的“异乡人”的人格心灵唤醒。
我国正处于一个意义深远的社会转型期，在整体迈向繁荣的同时，无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些时代的遗憾和尴尬，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种历史的必然并不能成为我们漠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理由。毛泽东同志在论述文艺作品中的“人民性”的时候强调“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 ⑾ 并指出一切文艺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⑿ 基于这一点，余杰散文中对“异乡人” 形象的刻画和他满怀同情的思索是非常有价值的。
（二 ）对“校园过客”人格缺失的忧思
余杰身居校园，发生在他身边的许多耐人寻味的事情，他不可能视而不见。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余杰不由得反观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观量在时代责任面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结果，他看到了在一些大学生身上发生的触目惊心的变化，这些大学生的生活状态使他感到深深的震惊与愤慨。
一个观察细致，感受敏锐的作家，能从略微显露的苗头中嗅出值得警惕的味道，余杰就是从三角地海报的变迁，揭开了这一现象的一角。在《心灵独白（三）·六十九》中，他追溯了那一件燕园旧事：“据说，80年代中叶三角地的海报字迹工整，好些是抄录自己的论文提要，然后在后面写道：‘以文会友，肝胆相照，对我的论文有兴趣，或者在这一领域有所见解的同学，欢迎来与我讨论交流，我的住址是：×楼×室’”。然后他笔锋一转，回到现实：“三角地我所能看到的海报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天能挣500元’、‘重金征求托福高手，绝对保证安全’、‘霸必龙酒巴，情侣最低消费25元’… …”在这里余杰用的是白描的手法，没有过多的气氛渲染，但他的感慨和忧思已明白无误地表露出来。即这表面上只是海报内容变化的问题，然而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是让人分外担忧的深层次的精神危机。
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与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相比，很少尝到衣食之忧的滋味和受狭窄滞后的文化资源的限制，在物质条件和精神资源上都有巨大的优势。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珍惜这种机会，反而沉溺于物欲之中而难以自拔，余杰因此对这种人格精神的确缺失感到十分惋惜和痛切，他在《大学生如此丑陋》⒀和《商潮声中的北大》⒁中撷取了校园中有代表性的一些片段，用自己的思考和感受把它们拼合起来，勾勒出了这群“校园过客”的众生相：
片段一 ：在四川联合大学，“几个大学生吃一顿花两三百元是常事，吃饭必喝酒，喝酒必喝醉”，在麻将屋“持续作战24小时而毫无倦意”，“赌博金额也颇为惊人”。
片段二 ：在天津南开大学，考试作弊蔓延成风，“渐成燎原之势”，作弊方法更是“ 五花八门，日新月异”。
片段三：在同济大学，馆藏外文期刊被撕现象极为严重，“有的虽未被撕，但已有‘ 本论文本人已经抄袭，请君勿再用，谢谢合作’。”
片段四：在北京大学，厕所标语“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有是被在“手”后面加了一个“淫”字，有的则被改为“举手之劳何乐，不为”
……
一个个片段接踵闯入读者视野，具有一种让人难以躲避的强烈冲击力。在这些“校园过客 ”身上，看不到大学生应有的蓬勃激情和青春朝气，看不到拼搏不止和奋发向上的人格精神，他们在以自己的行为亵渎理想，他们的思想竟然可以如此颓废庸俗不堪，让人不禁想到了契柯夫那句激愤的话“大学能培养一切，包括愚蠢”。 ⒂
读者不由得要思索：在“校园过客” 眼里，大学究竟是什么，是培养自身思想道德素质和打好扎实基本功的神圣知识殿堂，抑或仅仅是一处混文凭的地方？余杰沉痛地意识到，“校园过客”心中的大学（University）已经偏离了它的本意，即不再是追求知识和精神生活的人们，聚在一起进行一些问题讨论的地方，而是他们音译的“由你玩世界”，他们要与生活做游戏，要与人格玩躲迷藏。
在“校园过客”的众生相中，出现了最惊人的人格精神缺失的是一些北大的所谓“ 纯情可爱的女大学生”，任何有良知的读者在读了这一段文字都会万分震惊和寒心：
那些有舞会的夜晚，“学三”餐厅外柿子林的空地上，停泊的高级轿车越来越多。校园里哪来这么多的高级轿车？看到奔驰、本田、奥迪、蓝鸟这些威风凛凛的标志时，一名新生迷惑不解地问老生。老生摇摇头对他说：“还不是款爷大腕们想找女大学生尝尝鲜。外面什么都玩腻了，就剩下对纯情可爱的女大学生有兴趣。”舞会散后，常常可以看到、西装革履、腰身浑圆、手提大哥大的男士与学生模样的女孩登车而去。据北大西便门的一位门卫反映，周末直到深夜12点都还有豪华轿车载着女学说出校门。对于这一现象绝大多数北大学生是心知肚明而又耻于言谈的。《大学生如此丑陋》⒃
这一幅高度写实的画面中，蕴涵了多少令人反复咀嚼、哀痛体味的沉重。荣格说：“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 ⒄作为知识女性，应该拥有纯洁健康的个性追求和凝结着高贵品质的人格精神，或至少要明确自己高于物的价值心灵，活出作为人应有的庄重和尊严。然而，这些女大学生不仅愧对自己作为知识女性的身份，并且连作为人的人格尊严也丧失殆尽了。她们进入北大，不是为了承担时代赋予的期望和责任，把自己锻炼成金 ，而是为了用“北京大学”的声誉为自己镀上一层金，便于以更称心的高价把自己的肉体连同灵魂都卖出去。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学”在这里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潜在意象出现的，因为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民主思想的最初基地，也曾经是“五四”精神最集中地体现，现代意识得到最蓬勃发展和与旧文化、旧观念斗争得最坚决的地方。可如今，北京大学不但出现了人格缺失的“校园过客”中，而且在一些“校园过客”身上连最基本人格都没有了，这不能不使人痛心疾首。
联系到前面的“异乡人”形象，两相对比，“校园过客”身上的人格精神的缺失就更加真切明显。在《心灵独白（一）·十九》中，农民工们在气温降到零下好几度时，仍然围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试图通过它了解那座巨型的都市。他们迫切需要人帮助他们从物的压迫的蒙昧桎梏中解脱出来。然而与此同时，最有条件的受着良好高等教育的“校园过客”们，却在回避社会责任和良知，这多么令人叹息。这之中暗含的渗入心肺的苦涩，使人久久不能平静。“散文就应该作为人类社会的痛感神经，担当起向生存危机征兆的报警之责。它出自灵魂而驶向灵魂，呈现为一种艺术化的新启蒙力量。” ⒅因此余杰对“校园过客”的众生相的塑造，具有相当重要的教育意义，这一形象能够起到呼唤起读者忧患意识的作用，迫使他们正视在喧嚣浮躁的气氛里一些大学生的蜕变异化，关注出现在这些大学生伦理价值的紊乱失范。由于读者中也包括在校大学生，所以这一形象也同时具有了警醒的作用。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余杰对“校园过客”身上的这种人格精神缺失的危机，大多只是列出现象以及稍加评论，并没有向更深更广的层次范围进行追问和挖掘，没能明确展示出这一校园怪现状的本质原因，其中的认识是隐现的、模糊的，需要读者在进行文学接受时自己去体味，致使他的“校园过客”形象缺乏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更深远的震撼力。
二、对历史满怀质疑和沉思的“黑色阅读”
“我愿意对有责任感的作家保持足够的尊敬。的确需要有些人，愿意面对历史的阴暗角落，进行心灵的逼问和审视。”--谢有顺 ⒆
余杰大学时代的“抽屉文学” 在问世后之所以能够引起文坛的震动和社会的瞩目，不但是因为他的文章中体现出了作为一个优秀作家所应该具有的“火”一样善良美好的心灵，而更在于他那“冰”一般锐利凝重的反思精神。事实上，在“抽屉文学”中，最精彩、最具有思想深度，也最能体现余杰“抽屉文学”鲜明个性的，正是他对中国历史如剥竹笋的层层探究和入木三分的深刻洞见。在今我们所能读到的漫长的中国历史文献中，留有“辉煌的岁月、辉煌的理想、辉煌的业绩、辉煌的文化、辉煌的人物”，可是，“这些辉煌却无法遮盖更不能消除拖在他们身后的长长的阴影”，那些有分量的对历史思考和判断，往往是从对往日的龌龊、残酷和罪恶的质疑与审视中得来的。(20)
巴尔扎克在其著作《高老头》的前言中，不骄傲的说的作品不是让读者“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里” 读来“消愁解闷”的，而是要让读者在阅读时恍如“步入地下陵墓，白昼的光明随着每一步台阶暗淡下去。”(21)在这一层意义上，余杰与巴尔扎克的文艺理念有内在的相似。在读中国的史书时，余杰还提出了一个概念：“黑色阅读”。即要求以冷峻严厉的目光审视历史，读出一段段被隐藏被遮蔽的真实。(22)余杰点评中国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丰厚学养、独立的思考和质疑世界的勇气，都是其同时代的大学生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他的目光常常能穿透史书文本所描绘的现象表面，清醒犀利地直指沉默着的沉痛本质，读出了别人所未见的字面背后的隐匿存在。跟着余杰以“黑色阅读”的方法穿行于旧日的历史中，随他的目光扫视过去是一幕幕历史事件，的确能让人在闷热的酷夏惊出一身冷汗。
如果说鲁迅读中国历史，读出封建礼教那“吃人”二字，那么余杰读中国历史，则读出了那渗透于封建社会中的一个“伪”字。他的“黑色阅读”，在显见层面上是以反“伪”的精神，刻画出帝王和士人的“伪”像，而实际上，他的这些刻画还蕴涵着他对人的人格尊严、平等地位和批判精神的向往。
（一）帝王的矫情作态
帝王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处于社会的最高等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在本质上他们不受任何来自臣民的监督和制约，因而常常自认为是国家、人民的主宰。他们几乎都有乖戾专横、禁锢思想、严刑酷法的思想倾向乃至丑恶行为。与此同时，他们又好慕声名，企望名垂千古，不是由御用文人来文过饰非，把他们打扮成德行才智都超凡出众的“真命天子”，就是干脆亲自披挂上阵，展露他们“精湛的表演才华”。而余杰则要当一个“童言无忌的孩子”，用充满纯真和恣肆的目光直刺皇帝们的光腚，讥刺他们那不堪多视的“新衣”。余杰紧扣史实，在更深层面对史书中真伪交织的史料进行追问，读出庄严汉字背后的可疑。
《心灵独白》一至四，所涉及的雍正、乾隆诸帝，无一不是以披着仁慈“新衣”而为人阴险狠毒的形象出现的。其中对雍正的评述是最精彩，也是最能体现“黑色阅读”精神及成就的篇章：
在故宫养心殿看见一副对联：“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此联为雍正所撰。
此时的心情难于言说，忽然想起北岛的一句诗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过于天真了，他还相信“历史”。养心殿大义凛然的对联告诉我：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的读书心得：面对所有汉语写作的文章时，读出每个字每个词的反义词来，这便是真相。（《心灵独白(一)· 二十八》）(23)
这段篇章真无愧于贺雄飞先生的褒赞：“余杰的文章，……是用实用而广博的学识和一句句精美的格言炼成的。”(24) 余杰在这里的剪裁组织达到了海明威“冰山式”的简洁，文中并没有具体描摹雍正的狡诈伪善，但作者深刻的思索和深切的感悟，却唤起了读者无法平息的情绪。因为“雍正”这一个词，包含了太多不在场的沉痛和恐怖。众所周知，雍正即位后就开始对手足兄弟和有功大臣进行大肆杀戮，又大兴“文字狱”制造恐怖气氛，竭力进一步禁锢士人和民众思想，是一个典型的暴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写出了 “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这么一副大义凛然的对联，这本身就是对他自己的虚伪本质的绝妙讽刺。余杰化用北岛的名句而改为“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不仅贴切地展示封建势力的伪善真丑恶，而且进一步触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里，史书内汉语的“意指”和“实指”相分裂的实质。封建统治者总是竭力把自己卑鄙的灵魂藏匿在高尚的牌匾后面，他们不仅要封住同时代人的嘴巴，还图谋篡改后人所能读到的历史，欺骗千秋万代。
余杰进而不乏偏激地要求对汉字进行重新审视，认为当面对旧时代的汉字时，“读出每个字每个词的反义词来才是真相”。在《〈资治通鉴〉批判》中，他借着他读《资治通鉴》所作的点评随笔，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把他对汉字汉语的质疑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他反复提到“中国的文字是当不得真的，越是冠冕堂皇的文字，越说明写文章的人内心极度虚弱”（《〈资治通鉴〉批判·七十二》），“汉语是一种必须‘翻译’的语言，‘翻译’的过程便是一层一层地剥去京剧脸谱的过程” （《〈资治通鉴〉批判·一三四》， “墓志铭、悼词是需要在镜子面前读的文字--看它们的反面”（《〈资治通鉴〉批判·一九二》）。
他举出了许多历史事例：有汉主刘聪杀弟后矫饰恸哭且曰“安使天下知吾心邪” （《〈资治通鉴〉批判·二十四》），有李渊闻炀帝凶讯后虚伪恸哭自己“不能救”之（《〈资治通鉴〉批判·八十三》），有玄武门事变李渊被迫退位后，李世民的“吮上乳，号恸久之” （《〈资治通鉴〉批判·八十三》）。更奇妙的是“助哭”的记载，有燕王熙的皇后符氏卒后，燕王熙命令百官于宫内“设位而哭”（《〈资治通鉴〉批判·三十七》），有卫后找到卫青后，“太监宫女皆助哭”（《〈资治通鉴〉批判·三十七》），有宋世祖葬殷贵妃，下臣德愿、羊志的“应声恸哭，涕泗交流” （《〈资治通鉴〉批判·四十》）。哭本是人类悲伤情感的表达方式，“恸哭”更是意味着悲伤至极，然而此处的“恸哭”已经失去其沉痛的感情色彩，而成了一种表演的道具。正大庄严的汉字，在这里变得十分委琐可疑。他以强烈的叛逆姿态，逼问作为历史承载者的汉字，嘲笑由汉字所构成的历史文本的那种“庄重的荒谬”。在他的“黑色阅读”中，中国历史的神圣大厦的基础被猛烈地攻击和消解，他尝试用他逼人的洞察力和逆向思维来颠覆整座历史大厦，以使他的质疑达到最大的张力。不过这种反叛姿态有情绪大于理性之嫌，因为这一姿态有片面化、静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游移于成熟全面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对此吴晓东先生对提出了一个叫做“片面的深刻”的评论，即当文坛充斥着太多全面周到、四平八稳的文字垃圾时，余杰那些走偏锋的思想观念适时的令人悚然一惊、拍案叫好。他那些过人的有创见、有锋芒的思想恰恰是因为“片面”才真正显得深刻。其文章令人震惊的效果，多半是来自于“片面”。(25)
（二 ）士人的太监情结
太监现象并非我国独有，但在中国为祸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太监们一个个仿佛仍血性十足，留存有男人的壮实伟岸，但最关键的东西却已经被割除了，本质上是“伪人”。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士人，之所以被余杰贬称为“知识太监”，主要是指他们在精神上已经失掉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根本品质，是伪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根本精神品质，余杰并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以及给出明确的结论，而主要散见于《中国太监》、《玩知丧志》、《人文与文人》、《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等文之中。在《中国太监》之中，他提到了古希腊、罗马经典中的阳刚之气，呼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在《玩知丧志》中他反对旧时代文人的不是通过知识洞察当下的生存困境，而把知识作为消解个人责任的工具。《人文与文人》中又论述了法俄两国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反思精神。《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则围绕知识分子一词的核心要素进行论述。
综合概括起来，余杰心目中知识分子应有的根本精神品质有两个标准：一是面对社会政治所持的姿态。知识分子必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关心民间的现实疾苦，以拒伪的批判性和发自内心的忧患意识，来面对现实中的阴暗丑恶。二是治学所持的姿态。知识分子必须坚持原则，坚定地捍卫学术的独立品质，不为世态、功利所夹裹。余杰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人们所得出的结果令他大为不满，于是他本着对纯洁精神的向往和对太监情结的厌恶，对士人的伪态进行了激烈尖锐甚至有些刻薄的批判。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士人的批判与对其他人物针砭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他批判前面的“校园过客”和帝王们时，感情的炽热和犀利的锋芒都蕴涵在冷峻的叙述描绘之中，而他对士人的批判则锋芒毕露、兵刃相见。也许是他心目中知识分子是地位太崇高完美，巨大的落差最终在他的心灵深处掀起了难以平息的波澜。
关于士人的太监情结，剖析为两层：被阉与自宫。这两层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在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王朝都极力进行精神阉割和思想钳制，以期磨灭和销蚀士人对独立人格、批判精神的强烈追寻和自觉渴求，使他们成为所谓“知识太监”，臣服依附于朝廷，在对主人诚惶诚恐、仰其鼻息的侍奉过程中走向卑顺与屈从，最终导致他们的精神萎靡和人格奴化，这就是所谓“被阉”。但余杰最痛恨的不是“被阉”，而是“自宫”，即主动放弃士人对独立人格、批判精神的强烈追寻和自觉渴求，进行自觉的自我驯化和屈从。在“自宫”士人身上,知识不再是改造腐朽的“亚细亚的社会生产方式”，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强大武器，(26) 而是沦为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他深痛地说，这种太监知识“全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不对当下发言的，逃避心灵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的知识”，直接导致了“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变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 (27)余杰引据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痛斥他对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竟然写出诸如“：奎曜天开，万国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操制作之权，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并录。……”的马屁文章，(28)这实在是一种人格良心的丧失。在知识沦为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的情况下，士人们凭借知识来当谋取功名利禄的垫脚石，争相用知识向封建朝廷效犬马之劳，热切希望得到权贵的赏识与宠爱，“读书是为了作官，作官是为了发财”，这种对自己人格责任的自我挥刀，与太监的“自宫”在实质上是相通的，因为在形式上，士人们是在对物质利益的疯狂追求，而在本质上，这是士人们对自身批判、启蒙职责，乃至个人尊严的逃避。怀有这种太监心态的士人，又怎么能承担批判改造旧时代，开创建立新时代的艰巨历史重任，更不用说在学术成就和社会进步等方面达到新的高峰。知识一代比一代丰富，却只是丧失灵魂的“伪知识”，不由让人叹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出了太多的学问家，却从始至终出不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些思想家。痛定思痛，勇敢地触及到历史阴暗的角落，让人在悲愤中警醒，这使得余杰散文的反思具有了深刻的历史内涵，能起到历史借鉴和思想启迪的重要作用。
小 结
事物是辩证统一的，优点往往暗示着缺点之所在，余杰的“抽屉文学”也不例外。从宏观上看，他对社会现状和中国历史中的阴影探索得非常深刻，洞悉了其他大学生所未读出或者所未读透的现实危机和历史痛楚。然而他在这些方面的深刻、专注，却显露出他在价值取向和精神依托上存在一些误区，即在微观上他往往捕捉到一个突破口就深钻下去，常常缺乏全面的、辩证的系统性。他把目光过多地聚焦在了阴暗的一面，而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了正面的、美好的东西。这种艺术理念的局限，抑制了他的探索在宏观上、整体上的思想深度，并且这一倾向潜伏着一种从“片面的深刻”滑向价值观上无所依托的刻薄的危机。一旦深刻的思想批判变成了一种怨恨和牢骚，那么“怨恨和牢骚不过是无本质的批判、无目的的反抗、无结果的颠覆”。(29)
诚然，作家写作时，面对着各种复杂关系和纷扰乱相，在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的撞击、交融过程中，作品很难达到无懈可击的程度。因此对于余杰大学时代的“抽屉文学”中的缺点，我们应该给予宽容和理解。希望余杰在他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拓展他的视野，深化他的创作思想，突破自我，以更为辩证、系统的创作姿态和批判立场进行进一步的文艺探索，取得更加耀眼的成绩。
编辑：liuxue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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