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地带题目：休斯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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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后半叶英美诗坛的一桩最大的公案莫过于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1930—1998）与美国著名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Plath，1932—1963）闪电式结合闪电式婚变所造成的悲剧，其影响之广之深之久实属罕见。
他俩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参加《圣巴托尔夫评论》编辑部举行的酒会上一见钟情，坠入爱河。普拉斯时年二十三，就读于美国史密斯学院，获富布莱特奖学金后赴剑桥大学深造。休斯时年二十五，正攻读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主修英文和人类学，兼做玫瑰园丁打工，灯芯绒茄克衫口袋里常塞着诗稿，走遍伦敦。一九五六年六月，休斯和普拉斯结婚。几年之后，他俩迁居美国，然后又回到伦敦。他俩常常旅行，从未安居一处。由于双方性格不合，短短六年的婚姻生活一直处于磕磕碰碰之中，最后导致感情彻底破裂。休斯于一九六二年下半年与阿西娅·魏韦尔（AssiaWevill）同居，丢下了普拉斯、两岁的女儿和六个月的儿子。普拉斯受不了精神与生活上的双重压力，在休斯离开她数月之后，且在休斯办理离婚手续的过程中用煤气自杀身亡。但她生前决未料到自己不久将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偶像。约翰·伯吉斯说：
普拉斯写诗直至一九六三年去世为止，一直运用不和谐的、有时病态的意象传达战后美国妇女孤独的感情和普遍的无能为力。在七八十年代，她的作品被愈来愈多的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信以为真，于是她成了本世纪最畅销的诗人之一，成了死后的普利策奖获得者。
从此休斯便成了众矢之的，受尽抨击，长达三十五年，直至他去世。普拉斯安葬在英格兰东北部的约克郡，墓碑上刻有“西尔维娅·普拉斯·休斯”字样，憎恨休斯的人愤怒地刮掉“休斯”这个姓，前后有六次之多。他种在墓地四周的水仙花球茎也被恨他的人挖掉。当他应邀去朗诵诗歌时，女权主义者集合起来，对他提出强烈的抗议，并且高呼“杀人犯”的口号。有一次他去澳大利亚，遭到手举标牌的示威者的声讨。有人甚至有一次把休斯的稿纸堆在他住屋的几个房间里放火烧掉。一批女权主义批评家、普拉斯研究者把休斯当做可憎的男性原型加以口诛笔伐。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五部同情女方谴责男方的普拉斯传记面世，而休斯拒绝这些传记作者的采访，形成了他与传记作者的对立状态。英国著名诗人、诗评家阿尔弗雷德·阿尔瓦雷斯（1929— ）在普拉斯死后写了一篇回忆她的文章，登载在《观察家》上，该文详细描写了她死前的悲惨处境，激起广大读者对她产生极大的同情和对休斯无比的愤恨。设法保护子女心灵免受伤害的休斯虽然强使阿尔瓦雷斯撤销了对该文的连载，但已造成的影响再也消除不了。
休斯长期受到广泛而深远的敌视，从表面上看，至少有以下因素造成如此局面：
一、他在两个小孩幼小、普拉斯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抛妻却雏而酿成悲剧，显然在道义上大失人心。
二、休斯离开普拉斯之后，与他同居的另一个女人阿西娅·魏韦尔在五年后也同样采用煤气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关系，这对休斯的为人说明什么？
三、七十年代出版的普拉斯日记和书信充满了她对休斯的怨愤之情，休斯对此能作何解释？
四、普拉斯的传记作者们和评论家们对休斯及其姐姐奥尔温·休斯不爽快地提供有关普拉斯的材料感到愤怒，总觉得他们在控制她的遗著和名声。
五、随着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们痛惜普拉斯耀眼的诗才毁灭的悲惨命运，同时自然地迁怒于休斯的冷酷无情。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如彼得·威尔逊（PeterWilson）所说，“七八十年代女权主义审美趣味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在每个女子悲剧后面寻找男性迫害者的需要”。何况这位悲剧女子是大名鼎鼎的自白派诗人，这就更增加了世人对休斯的憎恨。
休斯也有自知之明，打从普拉斯辞世以来，关于他与妻子在一起生活的情况，他对爱好爆炒新闻的新闻界一直保持自我保护性的沉默，一来保住他英国绅士的体面，二来保护他的子女免受更大的心灵伤害，而且自己也避开痛苦感情的纠缠。尽管他的捍卫者们为他说话，认为普拉斯一开始情绪就不稳定，在结婚前就有过自杀未遂的事件，而且是她把他赶出屋外，但他深知无论进行怎样的辩解，自己总是处于被抨击的地位，因为普拉斯之死毕竟与他离弃她息息相关。不过，斯蒂芬·格洛弗对此倒说出了一些公道话，他说：
我们知道休斯和他的姐姐奥尔温如何监督普拉斯的遗著出版，知道休斯如何销毁普拉斯的一本日记和禁止其他文章的发表。我们从认识他俩的人那里听到了他们对他俩婚姻的无数叙述。然而，我感到我根本没有真正了解这些事实，对于我来说，他俩生活的内情和创作盎格鲁—撒克逊史诗《贝奥武甫》的无名作者的生活情形同样地模糊不清。现在有这方面的细节，太多的故事混淆真相，而不是澄清真相。根据某些叙述，普拉斯是一个贪婪、挑衅、自私的魔鬼。根据其他人的叙述，她很讨人喜欢，慷慨，可爱。至于休斯，他可能被说成是自负、暴躁和吹毛求疵的人，而不大可能被视为长期遭受精神痛苦、忠诚和一丝不苟的人。其他的一切关系难以知晓，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并不想去了解他们。关于普拉斯和休斯的婚姻生活，有好几部传记和几千篇文章。普拉斯以严厉的笔调写的关于休斯的一些诗行、她辞世的方式和休斯的努力辩白牢牢地加重了反对他的舆论分量。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人们把休斯当做毫无心肝、男权主宰一切的象征。但他不理睬一切干扰，干他所要干的事。作为桂冠诗人，他照常为国家的重大庆典写诗，积极投身于环保运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取自奥维德的故事》（Talesfrom Ovid）获得了惠特布雷德最佳诗歌奖。与此同时，他默默地为出版普拉斯的著作校对和写前言。他的确销毁了普拉斯最后的一本日记，理由是为了保护子女不受心灵伤害。如今他把她早期的日记与《生日信札》同时出版。至于阿西娅·魏韦尔之死，至今无从深究。
休斯几乎不接受采访。他不相信新闻记者的公正性，认为新闻记者总是纠缠于他与普拉斯的关系上，几乎不关心他生活中的其他一切和他的作品；他认为保护个人的隐私，人皆如此。他在一九九三年对少数他愿意接受采访的采访者之一的布莱克·莫里森说：“记者在我的朗诵会上或其他公众场合来到我跟前，问起他或她认为有价值的新闻时，十有八九是有‘争议的’问题，触及我私生活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的工作，不得不这样做。但对我而言，那意味着对我的公审。”当然，他同时也知道，保持沉默存在着被猜疑的危险。一九八九年，在给安妮·史蒂文森（AnneStevenson）——他惟一愿意与之合作的普拉斯传记作者——的一封信中，休斯说：“我知道我的沉默似乎认可每一个谴责和胡思乱想。总的来说，我喜欢如此，让自己被拽到斗牛场，被撩拨，被刺棒刺，被逼吐出我与西尔维娅生活在一起的每个细节，以供千百个文学教授和研究生做更高级的消遣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除了怀有低级趣味的好奇心之外，什么也感觉不到，不管他们如何道貌岸然，假装专注于宗教信仰般的文学批评和对伦理的虔诚，他们的好奇心是属于土里土气性质的，大众喜爱的流血运动性质的。”他对持有偏见的文学界和新闻界的痛恨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言论自由》（《生日信札》第八十四首）一诗里，休斯对以他和普拉斯不幸的婚姻为乐事的“一些名作者……出版家们、博士们和教授们”进行了同样辛辣的讽刺。但要与这么多的文人学士论战谈何容易。保持沉默其实是他出于无奈的一种策略。当然对他歪曲得太离谱的新闻报导或文章，他以写信的方式，登在报上，以正视听。例如，有一个人诬陷他，说他在普拉斯安葬的当天晚上开欢乐的晚会，他公开进行了回击。尽管如此，近年来外界对普拉斯的兴趣有增无减，而作为普拉斯的丈夫及其遗著的法定版权执行人，休斯几乎成了公众攻击的靶子。近年来常见到新闻报导，说好莱坞有兴趣拍摄表现普拉斯一生的电影。也许是休斯鉴于电影的巨大影响力，才在一九九八年打破他的沉默，以诗的形式，把他与普拉斯这段大家长期为之争论不休的婚姻生活昭告天下，以此向世人表明普拉斯是他年轻时的伴侣和爱妻，他是多么爱怜她，多么理解她扭曲的心灵。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六日，休斯在给两位德国译者安德烈和罗伯特的信中终于道出了他发表《生日信札》的初衷并敞开了掩闭数十年之久的心扉：
我不时地写一两首这类诗，断断续续，长达二十多年，没有想到发表。我的目的是找一种很简单、心理上天真而赤裸的语言，我与她交流思想感情可以说是直接的，无拘无束，无自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我的确找到了那种亲近的波长，一首首诗成了生命的载体，使我要保存它们。这儿那儿明显的“诗意”也许较浓，在表达上较省略，但凡诗的另外的品格——声音的亲切性不达到最高程度的篇章，我便不收进诗集。少数几首几乎并不直露的诗篇我并未去掉，多数诗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了高度的自卫性。我整个的着眼点是去除胸中的某些郁积——用亲密的方式对她直接倾诉。这是一种需要。这比我在二十五年之前一下子卸下背上的重负好得多。事实上，我是在六月前才决定出版的……我试图所做的一切是脱光衣服，成为赤子，跋涉于其中。
休斯这封信的重要性在于它必定消除英美诗评家们对休斯发表《生日信札》动机所做的不少不符合实际的猜测和臆断。
《生日信札》一共八十八首诗，除了两首之外，其余都谈了他同普拉斯的关系。其中有多篇读起来像是短篇小说，记录了日复一日的他俩生活中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反映了夫妻之间千丝万缕、纠缠不清的不了情，其中清楚地讲到他俩的初恋，求爱，结婚，生小孩，直到她三十岁时的自杀。诗集有多处对普拉斯著名自传体小说《钟罩》和著名诗集《爱丽尔》报以反响。读者深入地阅读下去时，会发现普拉斯不稳定的情绪威胁着这对恋人的爱情和她自己的生命，而休斯诗歌的调子也变得愈来愈悲凉凄怆。当你读着《死后的生命》，了解到休斯在普拉斯死后带着两个小孩上床而彻夜难眠时听到狼嚎也感到安慰，难道不为之潸然泪下？世间伤怀事千万种，精神创痛莫过于此。休斯以曲笔描写动物与现代人的原始本能著称于世，优美，含蓄，境远而情高。然而，他在写《生日信札》时，几乎用散文的笔法，淋漓尽致地向普拉斯倾吐衷肠！年复一年，写了二十五年之久，寄托他“斩不断，理还乱”的相思情，无论其中夹杂的是爱是恨是怨还是悲。普拉斯对他来说，虽死犹生，她的形象在他眼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真切。难怪伦敦大学的诗人贾森·威尔逊（JasonWilson）说，比起休斯通常的诗，《生日信札》里的诗结构松散，叙事成分多。写信与叙事总是分不开的，但它给人以自然而亲切的感觉。
包括普拉斯在内的美国自白派诗人以毫无顾忌地揭示自己的隐私而令世人瞩目。如果用自白派诗美学衡量《生日信札》的话，休斯不愧为伟大的自白派诗人。在该诗集出版以前，《泰晤士报》周末版已经连载，并且宣称休斯的这些诗“确立了这位桂冠诗人作为英国文学中主要作家之一的地位”，并且与“布莱克、济慈、哈代和奥登”相提并论。休斯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究竟有没有这么高，有待进一步的公论，但他作为二十世纪伟大的自白式悲剧诗人，恐怕谁也难以怀疑的了。牛津大学诗歌教授詹姆斯·芬顿（JamesFenton）对休斯在诗里提供大量的信息（即自白成分）有高度的评价，他说：
有一两个诗人长期怀有雄心壮志，写一首诗，引起读者一部分兴趣的是内容。读这首诗的人将去找出它传达了什么信息。休斯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大家被他的感受所吸引。内容本身不会保证诗的成功，但像这样的内容没有多大害处。引人注目的是他处理这种题材的力度。
只要不带成见或偏见，谁都不会不感受到休斯在他的诗里灌注了何等浓烈的痛苦感情，不少诗行炽热得如同火山爆发时流淌的岩浆。有一个名叫安德鲁·莫兴的英国诗人说，他读《生日信札》时觉得受到了晴天霹雳般的震撼，其感染力迅猛异常。曾使休斯恼火的阿尔瓦雷斯对该诗集作了客观的评价，说：“这些诗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试图重写历史，而是企图捕捉曾经发生过的情景。”
休斯是条硬汉子，他一直默默地顶住文学界和新闻界里一股褒普贬斯的浪潮。一九九七年八月，他把《生日信札》的手稿交给费伯出版社，只有费伯出版社社长乔安娜·麦克尔，主席马修·埃文斯和诗歌编辑克里斯托弗·里德知道。他们根据他的意愿，在出版前不做包装式的宣传，他也不写前言或后记，不做必要的注解，但出版的第一周就销售了五万册。但他拒绝新闻采访，而是让作品本身直接与读者见面。他把这花了他后半辈子心血的结晶题赠给将近不惑之年的子女，让他们去判断父母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也让他们了解他们的父亲这么多年来所忍受的精神折磨和无处倾诉的苦恼。这显然是休斯晚年最关心的事，也是他最后想还的未了心愿。诗集的封面似花如火的抽象画由他的女儿弗里达所作。他生前决未料到他的这本诗集，在他去世两个月之后，将名列畅销书排行榜第五名（见《时代》杂志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畅销书单）。到一九九九年四月为止，《生日信札》销售已达十万册，为一般诗集发行量的十倍。
讲到底，休斯何尝情愿把这种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推向英美学术界和文学界，成为一批教授、学者或诗人的热门课题。有一个普拉斯的传记作者，名叫贝尔·利特尔约翰（BelLittlejohn），自称是诗人，在普拉斯生前与她素未谋面，但就是凭了两本研究普拉斯的专著而驰名国内外，不但获得教授头衔，而且成了普拉斯研究领域里的权威。这位权威虽然一直吃休斯的闭门羹，但仍乐此不疲。像利特尔约翰那样靠研究普拉斯成名成家者在英美多的是，难怪休斯在《言论自由》里痛斥那些“名作者”和“出版家们、博士们和教授们”，说他们嬉笑颜开，只有他和普拉斯笑不起来。看来这将是一个永远无法穷尽的课题，因为当事人普拉斯早已死了，无法对证，即使她还活着，她对现在为她引起的争论恐怕也说不清道不明。利特尔约翰认为自己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普拉斯传记被学术界和文学界公认为深入普拉斯心灵之作，其深入的程度，过去和今后的作者，甚至包括普拉斯本人，都不可能达到。这本传记是不是好到空前绝后的地步，目前无法定论，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想法在这件事上也不无道理。《生日信札》的发表当然也不可能彻底澄清长达三十五年有争议的事实。
不过，笔者作为另一种文化语境里的好事者，觉得英美学术界和文学界对休斯没完没了的苛责似有欠公允。休斯与普拉斯初恋时两人都年轻，而且结合纯属偶然，毫无成熟的感情基础，只凭青年人通常的冲动相爱，难怪休斯回想起来，自叹这是命里注定的不幸。就在他俩第一次同居的第二天，普拉斯就去巴黎找她的旧情人里查德·萨松。她那时把她所谓热爱的休斯只不过当做她爱情的临时代替品。这在她的日记里有记载。休斯常有情人相伴，受到谴责，但普拉斯在婚后也有她不得体的行为。根据普拉斯传记作者安妮·史蒂文森在《苦涩的名声：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生》（BitterFame： A Life of Sylvia Plath， 1989）一书里透露，有一位名叫里查德·墨菲的诗人说，有一次朋友们聚会，普拉斯当着休斯与另一位朋友汤姆·金塞拉的面，在桌下偷偷地用她的腿摩擦墨菲的腿，挑逗他，但他不想也没有破坏休斯的婚姻。在西方婚外恋多的是，当然不能因此而指责普拉斯。但有一点很重要，普拉斯对墨菲说过，她不可能想像休斯或她会真正地与其他人结婚，谁也破坏不了她与休斯的婚姻，她感到无论从哪方面说，他们的结合是完美的。足见休斯是深爱着她的。诚然，普拉斯热情奔放，聪明而可爱，然而她喜怒无常的脾气比阴晴不定的天气更难令人捉摸。例如，休斯有一次在轮到他照料小孩而迟到了二十分钟时，她居然怒砸他家祖传的红木桌子。一九八二年，休斯在为普拉斯日记写的前言中说：“虽然六年中我每天和她在一起，每次离开她很少超过两三个钟头，但我从不知道她对任何人显露过她真正的自我。”伊恩·汉密尔顿由此断定说：“《生日信札》中这些未注明写作日期的诗篇原来也许是休斯读（普拉斯）日记时的札记。也许他首次意识到他的亡妻有杜撰一系列‘假自我’的能力：作为成绩A的自我，作为恋人的自我，作为职业作家的自我，作为妻子的自我，等等。当休斯看出了这一点时，女权主义传记（作者）却盲目地不愿承认普拉斯根深蒂固的神经性不稳定，而这种神经性不稳定早在与休斯建立夫妻关系以前就存在了。”根据把普拉斯母亲奥里莉亚一九七五年对普拉斯生平的叙述改编成剧本《家信》（LettersHome）的导演杰克·拉姆齐的看法，西尔维娅的精神疾患是她上大学时精神崩溃被电疗的结果。拉姆齐还认为：“她曾经努力成为妻子、母亲和作家。她视丈夫为她的偶像。”普拉斯在初恋休斯时曾给她的母亲写信，说休斯就是她理想中的情人。由此可见，普拉斯与休斯彼此间有爱有怨，有时爱恨交加，这本是世间的常事，可是为什么偏偏要归咎于休斯一人？就这桩不幸的婚姻而言，普拉斯自杀是她的不幸，休斯为此终生含冤也是他的不幸，而当《生日信札》艺术地再现他俩的不幸时，它便成了二十世纪英国悲剧诗的经典。
逝者如斯，而今“休斯与普拉斯的故事已成了文化神话之一，通过这神话，我们主要的困境集中起来了。通过这类偶像人物，我们讨论世界的性质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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