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地带题目：姜太公享年考——兼及周文王等人的年龄问题(鲁周公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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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是殷周交替时的一个关键人物。以往，有关他的享年，从八九十岁到一百三四十岁⑴，什么说法都有。究其原因，除了文献记载的有限，更重要的还是缺少一个可资参照的年表。另外，有关周文王等人的年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且与太公享年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找回了一个“失落的年表”⑵，我们正可据以进行新的探索。同时，由于我们的研究，只能算作断代工程的“拾余”，所以，也可从一个侧面对“新年表”的正确性和适用程度，起到一定的检验作用。
一、太公享年的大体范围
春秋以前的史料，如《尚书》、《易经》、《诗经》、甲骨文、金文等，没有明确涉及太公年龄的内容。战国至两汉的著述，多把初见周文王时的姜太公，说成是一位老者，尽管在形容老的程度上各有不同。如《荀子》和《韩诗外传》里就说：初见文王时的太公是“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浑然而齿堕矣。”《尉缭子》里说：“太公望”年过七十“及遇文王”。《孟子》说：太公和叔齐“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楚辞》说：“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史记》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淮南子》说：“吕尚使老者奋，项托使婴儿衿。以类相慕。”《说苑》里有太公望“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等等。
然而，近日见到网上有一篇名为《姜太公之高寿》的文章（见新乡历史文化专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见，文中说：
顾颉刚先生的《太公望年寿》认为，古文献中记载的姜太公年寿数，都是战国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太公”原意为“老太爷”，但后人误以为太公是长寿之意，正好像彭祖名字中有“祖”，老子姓名中有“老”，就误以为彭祖、老子是年逾八百岁（似应为八十岁）的老人。而且从《诗·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中所描写的战争场面和搏击的迅勇情况看，九十岁的老人是做不到的。所以顾颉刚推测，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
我们认为，要想深入研究太公的具体享年，首先也需要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并且觉得，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是很难让人信从的，明显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四点：
首先，说太公高寿“都是战国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不妥。正如我们前面所举，荀子、尉缭子、孟子和屈原，都是战国时人，又都说过太公高寿，但却无一人是“齐国游士”者。
其次，仅据《诗经·大雅·大明》里的诗句“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描写，就认为“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显然是想象的成分过多了。历史上老当益壮征战沙场的人不胜枚举。况且，“鹰扬”一词，恐怕关键还要落实在一个“率”字上；太公本人，未必一定是要“身先戟斧”的。
第三，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实际上也就是说，姜太公在遇文王之时是二十岁左右。这不但和其它典籍不能相容，也不合情理。比如，太公的阅历和韬略从何而来？“吕牙在殷”和“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⑶该怎么解释？尤其是太公的女儿邑姜为“周王妃”（详后），也都没了着落。
第四，《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比起荀子、屈原等人的说法还要长些，当另有所据，比如齐国的“史记”--《齐乘》之类。因为，司马迁是没有可能看到《汲冢书·竹书纪年》里所说，齐太公卒于周康王六年的。
总之，把“渭水垂钓”⑷时得遇周文王的姜太公定位成一位老者，并把他的享年初步定位于百年以上，无论是从情理上推想，还是从史料上参照，都要更妥当些。
二、关于文王的在位时限
为了进一步研究姜太公的享年，需要先确定一个“参照系”，就是周文王的在位时间。因为，就目前所知，惟独周文王的在位状况，与姜太公的生平有比较明确的“系年”关系。
有关周文王的在位情况，《尚书无逸》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吕氏春秋制乐》说：“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这是说执政时间长短的。《古本竹书纪年》说：文丁（即殷纣王的祖父）十一年“王杀季历（文王的父亲）”，这是和文王即位有关的记载。有了这两项史料，再参照“断代工程”的新年表--文丁在位为十一年，即公元前1112--1102年，公元前1101年其子帝乙（即帝纣的父亲）即位，我们就可以把文王的在位期限，也定在公元前1101--1050年了。另外，对于文王的卒年，也可以直接采用倪德卫先生的研究成果。倪先生依据《逸周书第二十三小开解》、刘歆《世经》等当中的有关天象，所得研究结论也说：“文王五十年，是公元前1050年。”⑸
把文王在位的第五十年定于公元前1050年，可使许多事件获得明确而合理的解释。首先是文王改元的时间。以往，有关牧野大战之“十一年”（或十三年），是文王十一年，还是武王即位后改元的十一年，一直悬而未决。现在，把文王终年定位于公元前1050年，就等于排除了武王即位改元“十一年”的可能性。因为，从公元前1101文王即位到公元前1046武王克商，中间也就五十五年，是容不下文王执政五十年再加上武王改元“十一年”，共六十一年的。
其次，是从文王改元称王直到武王克商，一系列事件的系年问题。《史记周本纪》说：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七年而崩……九年，武王上祭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居二年（即十一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比照上面所拟定的文王在位期限可知，文王改元（或称王）在其执政的四十四年，即公元前1056年，盟津观兵为公元前1048年，武王克商为公元前1046年，可使司马迁所论与新年表密合。
第三，是关于武王的生年和享年问题。《古本竹书纪年》说：“帝乙二年，周人征伐商朝。”原因应是文王姬昌为父报仇；结果是帝乙采取“归妹”的办法，即把女儿（一说妹妹）嫁给了姬昌，缓和了两家的矛盾。我们可以合理的设想，“归妹”若是在帝乙的二年或次年，并在随后的两三年生下武王，到新年表说的武王卒年--公元前1043年，武王应正是五十三四的光景，和《竹书纪年》说的“武王（享）年五十四”正好合榫。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它和文王享年及太公享年的关系，不过，这留待下面专题讨论。这里特别要说的是，我们所论定的“文王五十年为公元前1050年”，并非是简单地从武王克纣之年，即公元前的1046年直接倒推，而是首尾各有专论。因此，已经有了初步的，对新年表核验的价值。
三、文王享年刍议
有关周文王的享年，以往多以为是97岁，来源是《礼记·文王世子第八》篇里的一个故事：
“文王谓武王曰：‘汝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汝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
另外，间接说到文王年龄的史料，是《大戴礼记》的“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据《诗经》和《尚书》正义转引），和《淮南子·汜论训》里的“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我们知道，武王的享年54岁是学者们所认同的，把54加上15等于69，也就是说，倘若武王死时文王还活着，年龄该是69岁。现又据《史记》等知道，文王死后二年“孟津观兵”，再二年牧野大战，再三年武王驾崩，一共是七年。由69减去7年，文王的享年，该是62岁。据此，文王的享年，结合他在位的最后一年，即公元前1050年一算，应是公元前的1112年--1050年。
一个97岁，一个62岁，那一个更符合史料并近乎情理呢？我们以为是62岁。因为，在剖析文王的年龄时，还有两项更为“原始”的材料，及其所牵涉的亲情，是不能忽略的。一是《易经·归妹》卦里的“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若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一是《诗经·大明》里的“文王初载，天作之和……大邦有子，见天之妹”。其意思是说，帝乙确曾把女儿大姒嫁给了文王，或者说，“文王所娶‘见天之妹’、‘大邦有子’正是帝乙所嫁之女”⑹。现分别讨论如下。
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可以参照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先给62岁的文王简单地排一个年谱：公元前1112年，文王姬昌出生；公元前1102年，文王十岁，这年，父亲季历被害；公元前1101年，文王十一岁，这一年文王即位（这年也是殷帝乙即位之年）；公元前1100年，文王十二岁，这年周人伐商（据《古本竹书纪年》），可以设想，帝乙以“归妹”的办法化解了双方的矛盾；公元前1099年，文王十三岁，此年生伯邑考，符合婚生的常例；公元前1097年，文王十五岁，此年生武王姬发，到武王卒年的公元前1043年，享年54岁正与《古本竹书纪年》密合；公元前1056年，文王五十六岁，此年若受殷纣“戟、斧和专征之命”，也正符合《尚书·无逸》里说的“文王受命唯中身”。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再转向97岁，也是同样的方法，简单地排一个年谱：公元前1147年，文王姬昌出生；公元前1101年，文王46岁即位，勉强点说，“受命唯中身”不作纣王授予“专征之权”解，而是以“即位”混充，也可成为一说。但是若按前例，接下来就更不行了，即“帝乙归妹”时，文王已经48岁，再过三年生武王，文王的年龄就远离一十五岁，而是它的倒数--五十一岁了。对此谁都难免会问：这是可能的吗？另外，我们还知道，《史记·管蔡世家》、《烈女传》⑺里均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的说法；《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丰、郇，文之昭也”，杜预注：“十六国，皆文王子也。”退一步说，即使“十六国”中的文王8子（因十六子中没包括伯邑考和武王），可以设想是在文王46岁以前，别的“太子妃”所生，人们难免仍然会问：“8个六七十岁甚或八九十岁的姬姓老头，参加了周初的大分封，会有那么回事儿吗？”我们的答复是：大概不会有！因为道理很简单，靠“做春梦”或是“恩赐牙齿”所得到的年龄，是经不起推敲的。
c四、太公享年考略
要想确定姜太公的享年，我们以为须待讨论的关键问题，实际上主要是三个：一是太公前往西歧投靠文王时的那一年，年龄是多大？二是那一年是公元前的哪一年？三是太公卒于何年？先谈第一个问题，《荀子君道篇》里说：
夫文王非无贵戚也，非无子弟也，非无便嬖也，倜然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岂私之也哉！以为亲邪？则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为故耶？则未尝相识也。以为好丽耶？则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浑然而齿堕矣。
接下来，在《韩诗外传》里，亦有“以为娇好耶，则太公年七十二，浑然齿堕矣”等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不同的仅是把“州人”改成了“舟人”。再稍晚，《史记滑稽列传》里，也有类似的说法：
《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学、行道，不敢止也。
由三宗史料可以看到，在荀况、韩婴和司马迁的心目中，太公见文王时的年龄，都是七十二岁。尤其是荀况，虽为赵人，但曾三作“稷下领袖”，其言必定源自齐人或齐典。那么，这一“认定”，能和其它有关的典籍相容吗？我们说，可以的。比如，《说苑》里有“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⑻的话。《说苑尊贤》里有：“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这里“年七十钓于渭渚”、“年七十而相周”中的七十，因系整数，故可视其为约数。又如《尉缭子武议篇》里有：“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十余而主不听，人人谓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则提三万之众，一战而天下定，非‘武议’安能此合也？”这里所说的“过七十余而主不听”后“及遇文王”，也是支持太公投靠文王时是七十二岁的。当然，不同的说法也有，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太公八十而遇文王”，我们以为这种说法比较晚近，其中多有文学夸张的性质。如李白的《梁甫吟》里，就有“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的句子，有论者也把其当着史料信从⑼，或是把“姜太公时年八十有三”当作史料应用⑽，就不足取了。二是有人主张“‘七十’、‘七十二’、‘七十余’均非具体数字，乃我国古代表示‘至大无极’的一种神秘数字”⑾。落实到年龄上，如前所述，认为是古人用以表示年长的意思，并不能代表姜太公的年龄，太公当时的年龄应更小许多。我们以为，把七十二岁减少十岁，或者二三十岁，也许并不影响太公老骥伏枥的形象，甚至从生理上说，还更加合乎常情，比如牧野大战之时他可以更年轻些。然而，仅凭想象得到一个数字，既无新发现的史料支持，又和现有文献记载相抵触，恐怕也是不足取的。
第二，是太公投靠文王的具体年分。据前面“文王在位时间”的讨论可知，机动的范围并不大，也就是文王被从羑里放归到其卒年，即公元前1056--1050共七个年头的初年或次年。因为，即使排除神话性质的“同梦说”⑿不论，参照《尚书大传》的“羑里营救说”、《楚辞天问》的“屠�信际端怠币约啊豆砉茸�忤合第六》的“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等史料，都不难想象得到，太公和文王的相识，并非始于渭水之阳的鱼钓。《太公六韬》和《史记周本纪》里说的，太公和文王的初遇，是因文王做了一个梦，又经卜师占卜，结果果然在荒山野岸遇到了“坐茅以渔”的太公，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信从的。比较之下，还是宁可相信《史记齐太公世家》里的话：
n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周西伯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须密、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另外，在《说苑指武》篇里，还有细节的记载：“文王曰：‘吾欲用兵，谁可伐？密须氏疑于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义。’太公望曰：‘臣闻之，先王伐枉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须氏，灭之也。”讨论到此，初步的结论已经有了：即太公投靠文王之年，最大的可能应是文王从羑里回归的初年，即公元前1056年。这年他是72岁；72加上1056，姜太公应生于公元前的1128年。
b3l 第三，是太公的卒年，相关的史料主要也是两种。一是《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一是《古本竹书纪年》记有“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今本竹书纪年》记有“周康王六年，齐太公薨”。不难看到，司马迁的说法是“盖”字当头，无从追索；而《竹书纪年》的记载却是定位明确，毫不含糊。问题是，《竹书纪年》的这一记载，可信程度又如何呢？须得作进一步的考证。
众所周知，出土于西晋汲郡（今卫辉市）古冢的《竹书纪年》，宋代时已经亡佚。今天所流行的本子，无论是“今本”还是“古本”，都是后人依据西晋以后的各种史籍汇集而成，难免真伪互见，参差不齐。不过，所幸的是，有关太公卒年的记载，却是实证仍在，而且来路明确的。所谓实证，就是著名的“齐太公吕望表”碑文，碑文中有：“（晋）太康二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冢而得竹策之书，藏书之年，当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其《纪年》曰：‘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参考年数，盖寿百一十余岁。”文中的“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正是今、古二本汇集之源。原碑虽已丢失，但“下真迹一等”的拓片，各大博物馆均有收藏。所谓来路明确，又包括两个环节：一是该碑的落款清晰--“太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太康十年是公元289年，距汲冢被盗的太康二年（一说太康元年或咸宁五年），中间只有八年。另据《晋书》束皙、荀勖、卫恒等人的列传，《汲冢书》原为“蝌蚪文”竹简，随即被转运收藏到了朝廷秘府，翻译过程有相当的时间。立碑人卢无忌，应是在京都洛阳的秘府，亲自目验了那支（或为两支）“四十字”⒀的牍简。碑文中有“太公之裔孙范阳卢无忌，自太子洗马来为汲令”的文字，可为佐证。二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公元前213年，“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是在公元前299年，也就是说，《汲冢书》确是在地下埋了近六百年的战国真迹；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至少确是战国时期，约略与荀子同时的魏国人的看法。
查核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周康王六年是公元前1015年，太公的享年应为公元前1128年--1015年，即113岁。它和“齐太公吕望表”中所说的，“盖寿百一十余岁”也是相应而不悖的。此外，还可以参照《吕氏家谱》、太公故里（今卫辉市太公泉镇）人对始祖太公的祭祀，续加说明：太公的诞辰是农历八月初三，冥诞是农历十月二十。一生经历了商武乙、文丁、帝乙，帝纣和周武王、成王、康王等七代王朝，服务了包括殷帝乙、纣王和周文王在内的五位帝君。可以说，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五、关于邑姜等人的年龄问题
j姜太公的享年等问题搞清了，另外三个人物的年龄问题，讨论时也就有了力证。他们是邑姜、成王和唐叔虞。三人的身份和关系，史籍有载：“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于内，生太子诵。”⒁时人有论：“今太原晋祠是为奉祀西周时唐国侯叔虞而建。其圣母殿之圣母，是姜太公之女儿，周武王之妻，叔虞母姜淑祥，即邑姜。”⒂无须细说。此外，在西周早期的铜器铭文中，有一个被称为“王姜”的人，周法高先生认为即邑姜，正好涉及到了年龄问题：
诸家有认为王姜是康王之后的，我却认为是武王之后，成王之母，姜太公之女邑姜……有人认为王姜是邑姜，但“十九年”是康王十九年，（杜正胜说），我觉得也不大可能；因为《论语》称“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在武王时，王姜已经立有大功，年龄至少在三十开外。经过了成王二十四年到了康王十九年，年已将近八十，还要带兵遣将，未免太老了吧！⒃
主张王姜不是武王后，但也直接论及到了邑姜年龄问题的，是杜勇、沈长云二位先生⒄：
由于‘王在邘’诸器只能置于康王时代，便证明王姜不会是武王之后。因为武王死时‘年五十四’，则王姜的年龄应相仿佛……另据《史记·周本纪》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则成康二世不会低于四十年，到康王十九年王姜至少也有八、九十岁了，外出活动的可能不是太大，所以王姜也不会是武王之后。
显而易见，周先生的误区在于“年龄至少在三十开外”；杜、沈二位先生在于“年龄应相仿佛”。然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太公投靠文王之年--公元前1056年，武王是四十一岁。假定邑姜的妙龄为十七岁（甚或更小），到康王十九年（即公元前１００２年）是七十一岁，还不及乃父出山的年龄，随着孙子“伐楚”，应该是很正常的。
邑姜的年龄有了清晰范围，成王的年龄悬案也就迎刃而解了。以往，对于武王死后，成王何以才十三岁，要由周公摄政七年，到成王二十岁时方正式登基，常常迷惑不解。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邑姜若是在太公投靠文王的当年或次年适嫁武王，并随即有了成王，在文王改元称王的第十五年武王死的时候，成王的年龄正该是十二三岁。很难设想，如果不是邑姜晚嫁武王为后，而是武王另有“年龄相仿佛”的后妃（而且未必就只有一位），怎么到了武王年过四十岁时，才生出了王子成王姬诵呢？
唐叔虞是成王的同胞幼弟。《左传昭公元年》说：“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己：‘余命尔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史记晋世家》说：“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圭以与唐叔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封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尔。’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我们姑且不论故事中的“神话”部分，是当时的人编造或是其后不久的人附会。还是同样的理由，若说唐叔也系和武王年龄相仿佛的后妃所生，就更不易解释：何以武王和该王后结婚二十年内（时间或许还更长）一直未曾生育王子，而是过了四十岁却一生再生？现在，若是把王后定位于晚嫁的邑姜，就简单多了。邑姜正当青春年少，先生了成王，隔年又生唐叔虞，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小 结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决断武王伐纣时间和相关各王年表时，尽管充分考虑了文献学方面的因素，但未必能把姜太公的享年问题作为重点溶入其中。我们另辟蹊径，着重引入大姒和邑姜两个人物，推断出的太公享年，能和一些重大事件以及王年协调，既能说明自己的结论接近史实，也能从一个小的侧面说明新年表的可信。
归纳以上探讨可以小结以下三点：一是文王的享年为六十二岁（公元前1112--1050年），即位之年为公元前1101年，两年后“帝乙归妹”，再过三年生武王，武王的享年合于五十四岁；受命之年（公元前1056年）为五十六岁，合于“文王受命为中身”的记载。二是考定了太公的生辰为公元前1128年，即殷武乙二十年农历八月初三，卒于公元前1015年，即周康王六年农历十月二十日，享年113岁，排除了诸如“生于殷庚丁年间”等种种不实的说法。三是连带探讨了邑姜适嫁武王之年，不但为金文断代中的“王姜”问题提供了新的左证，也为流传了三千年的“桐叶封弟”故事开辟了思路。当然，这里仅仅是一些比较粗浅的认识，真正的结论，还有待于专家们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焦安南、李建义的《姜太公传》（泰山出版社 1998年）拟订的太公享年是“约公元前1155--1045年”，即110岁；郭庆良等六人合著的《军事家、政治家姜太公》（姜太公故里实业开发公司印赠本）拟订的是公元前1160--1021年，即139岁。前书的作者为山东日照人，后书的作者为河南卫辉人，均言其家乡为太公故里。另据卢美松编著《中华姓氏谱·卢姓卷》（现代出版社、华艺出版社 2002年）称：“据《古本竹书纪年》载：‘周康王六年（公元前1073年），齐太公望卒。’故有人推算，姜太公出生约在殷王庚丁六年或七年（公元前1212年）。”由此， 对太公享年的认识，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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