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地带题目：明代公安派和竟陵派(袁宏道)
文章细节：作文地带 标题：明代公安派和竟陵派(袁宏道)
明隆庆至万历50余年间，明王朝急遽走向衰落，社会心态日趋放佚，文人阶层弥漫着浓重的末世情绪，社会现实强化了人们对权威和传统的怀疑。在学七子者“剽窃成风，万口一响”（袁宏道《叙姜陆二公同适稿》）的创作背景下，反拟古主义思潮再一次高涨起来。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相继而起，革新主张声势大振。
李贽的思想受左派王学中的泰州学派和佛教禅学的影响较大。他肯定人欲的合理性，认为追求享受、好货好色是人的天性，“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答邓石阳》）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他强调社会平等，反对圣人凡人之分、智愚之别，反对男尊女卑、“妇人短见”等观念，认为女子同样能参政治国，能作佳文妙诗。他甚至主张自由择偶，赞赏《西厢记》中莺莺的反叛精神，赞扬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是“忍小耻而就大计”。他把《六经》、《论语》、《孟子》等看作是弟子随笔记录，并非“万世之至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指出道学家的学风是“致饰于外，务以悦人”，一旦国家有事，道学家就“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焚书•因纪往事》）在文学方面，他继承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和王充反虚伪、求事实的传统，提出要求恢复人的自由自觉本性的“童心说”，强调作家保持未被假道学熏染过的真见解、真感情和独立人格。
李贽的散文短小精悍，笔锋犀利,在内容上突破了文以载道、宗经宗圣的传统，对假道学进行了剥皮剔骨地揭露，表达了新的时代内容。如《赞刘谐》：
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嘿然自止。
此处用漫画与特写手法，对披着“纲常”、“人伦”外衣的道学先生极尽奚落嘲讽之能事，深刻地体现出李贽反对偶像迷信的思想。再如《题孔子像于芝佛院》一文，尽情嘲弄了盲从孔子者的昏聩，笔调既辛辣又风趣。
1、公安派
晚明反拟古主义思潮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公安派的领袖和最主要成员是出生于今荆州市公安县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史称“公安三袁”。
“公安”派的先锋是袁宗道。当李攀龙、王世贞之学盛行时，袁宗道在翰林院中写了《论文》上下篇 ,对王、李的拟古大加鞑伐 ,拉开了袁氏兄弟反对复古模拟冲击文坛的序幕。
在反拟古斗争中 ,袁宏道堪称一员主将。万历十九年和二十一年 , 袁宏道曾先后两次去湖北麻城向“左派王学”的后期代表人物李贽问道，“始知一向株守俗见 ,死于古人语下 ,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然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 ]所谓“一段精光”，是个体基于自然秉性再经社会实践而形成的生命冲动，那种“浩浩然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的心灵体验，是对思想上摆脱一切束缚、获得文学创作的真正自由后的美妙心境的形象描写。由此可以看出，李贽的疏狂个性、豪杰气质、无所执著的解脱方式和肯定自然人性、怀疑权威的思想深深影响了袁宏道。经过左派王学和狂禅的精神洗礼，袁宏道既在思想上获得了蔑视传统的内在动力,又在文学观念上取得了突破格套的理论勇气。从此，他心明胆壮，思路大畅，在文坛上显示出一种非常激进的姿态。万历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袁宏道任吴县县令，吴地世风和士风增强了袁宏道纵情适意的个性心态，他荟集江南进步文人学士，吟诗、撰文，抨击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的句比字拟 ,主张一空依傍 ,自创新奇，他在《序小修诗》中旗帜鲜明地正式提出“性灵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既疵处亦多本色独造。然余极喜其疵处，而以为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习气故也。”这段话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纲要，阐发了性灵说的基本特征。袁宏道的性灵说既涵融了“性灵”一词指陈的性情、感受、天性、灵性等传统意义，又接受了心学、庄禅之学的影响，更伸发了李贽童心说推重真心本性、反对理法束缚的思想，要求破除从内容到形式的一切清规戒律，最充分最自由地表现个性和真情实感，向文学自身回归。
袁宏道从自然人性论出发，强调自然天真和自然趣味，重视情真而语直的民歌与时调小曲，表现出市民阶层的识见和审美情趣。袁宏道《叙小修诗》说：“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由于他虚心学习民间文学直抒胸臆的精神，借鉴其生动活泼的表现手法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他的诗文表现出以俗为美的倾向。如《江南子》其一：“鹦鹉梦残晓鸦起，女眼如秋面似水。皓腕生生白藕长，回首自约青鸾尾。不道别人看断肠，镜前每自销魂死。锦衣白马阿谁哥，郎不如卿奈妾何？”诗中用语造词显然吸收了吴哥的特点，绕具清新绵丽的色泽。再如《櫂歌行》，原是乐府相和歌曲的调名，袁宏道用这一曲调来写新诗：
妾家白萍州，随风作乡土。弄篙如弄针，不曾拈一缕。四月鱼苗风，随君到巴东。十月洗河水，送君发扬子。扬子波势恶，无风浪亦作。江深得鱼难，鸬鹚充糕臛。生子若凫雏，穿江复入湖。长时剪荷叶，与儿作衣襦。
通过渔妇的倾诉，渔民的艰难生活情景如一幅幅画图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民间文学之于袁宏道的诗，厚其根基，增踵其华，使其从头巾气中解脱出来。
袁宏道“性灵说”理论产生的旺盛期和诗文创作的高潮期是在他创作活动的前期。综观他的前期作品 ,始终贯彻着袁宏道诗文理论反对拟古和求新主变的主题。如他的传记体散文自我作古，不事依傍，表现出鲜明的求新尚奇特色，《徐文长传》描写徐渭之“狂”：“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满面，头骨皆折，或以利锥锥其两耳，竞不得死。”《醉叟传》写醉叟之怪：“年可五十余，无伴侣弟子，手提一黄竹篮，尽日酣沉，白昼如寐，百步之外，糟风逆鼻”，“不谷食，唯啖蜈蚣蜘蛛、癞蛤蟆及一切虫蚁之类……”。他笔下的奇人都是其求新主变文学理念的感性折射。
袁宏道后期诗文理论中求新主变的色彩逐渐淡化，甚至出现了变调、转向的苗头 ,其标志便是他对自己前期理论的反思和怀疑 ,这已属于性质上的变化 ,它直接开启了公安派衰微期的理论端绪。袁宏道后期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时 ,忏悔意识与日俱增。他对过去的“狂慧”、“狂禅”的态度作了深刻的反省 ,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身体力行 ,一度断诗、断肉、断房事 ,对自己从前的各种情欲形式作出了彻底的否定。在思想上，他偏重修持和讲求稳实 ,“觉龙湖(李贽 )等所见 ,尚欠稳实”,“遗弃伦物 ,腼背绳墨 ,纵放习气 ,亦是膏肓之病”［ ］。从立志要作人间大丈夫 ,到“安心”作世俗主人 ,袁宏道人生态度的调整 ,也必然引起审美思想的转变。他在《哭江进之序》中说:“进之才俊逸爽朗 ,务为新切……然余所病 ,正与进之同症。”对自己早年一味追求的“新切”表示了悔悟，诗风由早期作品的浅率俚俗转趋深厚蕴藉。同时 ,他大谈中和之道 :“喜不溢 ,怒不迁 ,乐不淫 ,哀不伤 ,和之道也。”［ ］早年那种离经叛道，放任自流的风习已不见了踪影。与之相适应 ,其“性灵说”也有了不同的内涵 :“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 ,是文之真性灵也。”［ ］以“淡”作性灵说的内涵 , 是与他修持净土宗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沿着由强调自然之“趣”到标举自然之“韵”再到将“淡”作为审美最高境界的方向转变下去 ,袁宏道走着一种由感性向理性精神回归的道路。袁宏道后期思想发生变化的诱因是他对唐宋诸大家诗文重新认识。他第二次出仕，在北京任闲职期间，读唐宋诸大家诗文集，惊叹不已：“每读一篇，心悸口呿，自以为未尝识字。……古人微意，或有一二悟解处，辄叫号跳跃，如渴鹿之奔泉也。”他对诗文古典审美理想的认同明显比以往增强。但这只是一个比较浅层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时代文化语境的变化。文化保守主义重新抬头 ,并借助政治权威来对新思潮进行反攻，使袁宏道强烈地感受到了外部的压力。而宗道的英年早逝 ,更使他感到生命无常。他最终选择了收敛个性，弃禅入净 ,在山水与佛老的境界中安顿自己的身心。袁宏道既是公安派的灵魂人物 ,也是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将 ,他的心路历程所画出的转变轨迹 ,无疑也具有整个晚明文人心路与社会文化思潮路向的意义。
袁中道早年跟着兄长习作抒发性灵之作 ,中年后他既看到公安派的创新之功，又目睹公安派末流片面强调性灵而抛弃必要的“法”，变清朗自然为率意俗陋，于是，他强调学习汉魏三唐诗的精神，提出“情”与“法”相结合，性灵与格调兼重的主张。袁氏三兄弟的文学活动划出了公安派变化的阶段性轨迹：宗道如起于青苹之末的微风，宏道如浩荡突进的狂飙，中道则如狂飙之后的熨波之清风。
公安派是吮吸晚明心学与佛学的营养而成长起来的，其性灵说是晚明文学思潮中最具典型的理论，它倡言个人性情的自适，带来了个性意识的主动高扬和自我价值的顽强表现，冲击了文学复古派精心设计的“格调”壁垒，打破了拟古主义的陈腐格局。袁宏道在答李元善的信中自豪地说 :“弟才虽绵薄 ,至于扫时诗之陋习 ,为末季之先驱 ,辩欧、韩之极冤 ,捣钝贼之巢穴 ,自我而前 ,未见有先发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充分肯定了对袁宏道扫除拟古主义阴霾所起的历史作用 :“中郎之论出 ,王李之云雾一扫 ,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 ,搜剔慧性 ,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 ,其功伟矣。”从诗歌理论发展史来看 ,性灵说于儒家的美刺传统、温柔敦厚之外别开一种境界。但优游适世的生活态度限制了公安派的社会政治生活阅历和识见，导致他们创作时过分依赖直觉体验与即兴挥洒，故而作品的深度与张力有所不足，作家的主体精神也得不到充分表达。
2、竟陵派
当公安派风靡文坛之时，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又紧接其后，崛起于江汉平原。他们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主张“有真情，方有真诗”（《《钟谭二先生评明诗归》》。钟、潭曾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随着《诗归》流布天下，竟陵派成为当时影响很大的诗派。《诗归序》是竟陵派诗歌理论的纲领性文章。钟惺把选《诗归》宗旨概括为 :“引古人之精神 ,以接后人之心目 ,使其心目有些止焉。” 明确地表明要从古代诗人作品中去探索正确的创作精神，以救正当时诗歌创作的偏颇。古人的精神在钟惺看来 ,即主要表现为幽情单绪。《诗归序》说：“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 幽情单绪是钟惺诗歌思想的核心 ,其他一切主张即从此出发 ,得以阐释。
钟惺非常强调诗歌艺术的非功利性，他在《简远堂近诗序》中说：“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静，秽则否；其境喜幽，杂则否；其味宜淡，浓则否；其游止贵旷，拘则否。”所谓清、静，就是要远离世俗污秽，保持诗人心灵的清净；所谓幽、淡，就是要保持诗人内心世界的独立与自然；所谓逸、旷，则强调诗人心灵的自由，不拘泥于声调、体裁、气象、格力而蹈人陈言。他们也向往古人“卓大坚实”的浑厚境界，强调灵与厚的统一，钟惺《与高孩之观察》一文说：“诗至厚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能即厚。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认为只有内心既丰厚又清灵，才能写出好诗。这种诗文观是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论形态。钟、谭的诗学理论稍有不同，谭元春认为“苦”、“寒”是诗学一病，他倡导的是“清”、“幽”境界。
在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上，竟陵派与公安派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审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这背后，又有着人生态度的不同。公安派诗人虽然也有退缩的一面，但他们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标准，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压迫的痛苦，毕竟还是具有抗争意义的；他们喜好用浅露而富于色彩和动感的语言来表述对各种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现内心的喜怒哀乐，显示着开放的、个性张扬的心态；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诗境，则表现着内敛的心态。钟惺在《《答同年尹孔昭》中说 :“我辈诗文到极无烟火处 ,便是机锋。”既主幽深 ,便不能不离却世情 ,因幽而至于冷僻 ,因深而至于晦涩 ,大有从元、白而变为郊、岛之势。钱谦益说他们的诗“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列朝诗集小传》），是相当准确的。
钟惺的散文内容上多有可取 ,艺术上别出手眼，在晚明的散文天地里独树一帜 ,对当时和以后的散文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浣花溪记》被公认为是钟惺散文中最能体现“幽深孤峭”艺术风格的代表作。文章写他游览成都浣花溪杜工部祠的一路所见所闻所感。首先通过一连串生动的比喻，把成都城南万里桥—带溪水明沏，窈然深碧，树木繁茂，竹柏苍然的景色描绘得明丽如画，接着再写游人临溪的感受，神清气爽，肌肤通达。然后，踏着游人的足迹，经小亭，跨板桥，过梵安寺达杜工部祠，祠内杜甫的石刻肖像已显得颇为清古，石刻本传也由于风雨的剥蚀而残缺不全。然而 ,作者的用心并不是单纯地描绘景物而已。只要我们从容涵咏 ,自会体味出他所描绘的浣花溪深幽清冷的景色之中隐含着“幽情单绪”——那种对现实冷峻的思考、独特的感受和孤傲的人格。文中在瞻仰了颇为“清古”的杜甫像以后 ,作者情不自禁地发了一段慨叹 :“……穷愁奔走 ,犹能择胜 ;胸中暇整 ,可以应世 ,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这儿不仅有对杜甫苦难经历的同情 ,更有对他博大胸怀的敬仰。倘若我们联系钟惺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个人的经历细细咀嚼一下 ,那么就可感到这段文字言外之意隐隐隆隆 ,其中似乎有对时势的隐忧 ,有对自己境遇的感慨 ,也有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文章结尾以闲笔补写出游情况 :“使客游者 ,多由监司郡邑招饮 ,冠盖稠浊 ,磬折喧溢 ,迫暮趣归。是日清晨 ,偶然独往。”这两句实乃全篇之警策 ,既寄寓着对权官俗吏强烈的鄙薄之情 ,又表现出自己的孤衷峭性。
竟陵派清奇邃古的诗歌创作风格源于唐末的贾岛和姚合，很适合那些找不到生活出路的末代文人的口味，因而赢得了众多诗人的追随 ,当时独成一体 ,号“钟谭体”。“钟谭体”偏重心理感觉，有时错杂时空，有时巧用通感，主观性很强，如谭元春的《观裂帛湖》使用奇怪的字面，造成森秀峭拔的意境，全诗象被一种宇宙中充盈的神秘气氛所笼罩，给人以幽塞寒酸的感觉。他们有些诗歌的语言奇谲拗折、追幽凿险，常破坏常规的语法、音节，如钟惺《昼泊》：“树无黄一叶，云有白孤村。”谭元春《太和庵前坐泉》：“鱼出声中立，花开影外穿。”这样的诗句无疑是艰涩拗口的。
钟惺爱用硬毫健笔来描写险奇的山水，并在其中蕴含哲理性的沉思。如《西陵峡》：
过此即大江，峡亦终于此。前途岂不夷?未达一间耳。辟入大都城，而门不容轨。虎方错其牙，黄牛喘未已。舟近却湍中，如狼疐其尾。当其险夷处，跳伏正相踦。回首黄陵没，此身才出匦。不知何心魂，禁此七百里？梦者入铁围，醒犹忘在几。赖兹历奇奥，得悟垂堂理。
这首诗用一种与危峰绝壑相适应的拗峭笔调来描绘峡流的奇险，但总体看来还是通俗的，诗中譬喻有方，哲理味道十足，只是其中爱用虚字而略减诗味。
钟惺、谭元春诗集中不乏清新秀美的诗作。如钟惺《桃花涧古藤歌》运用比喻手法寄托情怀，写得明白晓畅。其中“春来影落涧水中，不与桃花同其去”两句把作者高超的人格和对趋附之徒的鄙薄写得跃然纸上。钟惺《江�信翘濉肥祝囱赝镜乃牛匀环缇坝肴饲榉缢兹谖惶澹溆镅韵嗟鼻逍旅骺臁Ｌ吩涸凇对洞濉分恢校鲅≡窳思父龈挥懈星樯实某∶妗安灰揪蹲病薄ⅰ昂粑乙孕∽印薄ⅰ暗嘉以渑禾痢薄ⅰ靶廊磺笫隆薄徒桓隹屎浪摹俺っ价拧惫蠢粘隼础Ｌ吩旱摹吨畚拧肥且皇酌栊辞镌轮狗褐鄣钠呔Ｊ邪亚镌轮乖谇嶂凵纤拿髟隆⒔⑺降脑吨由诮校钩梢环镆狗褐弁迹镅灾势樱饩趁骼省�
竟陵派诗风在明末乃至清初盛行一时，其影响要比公安派来得更久远。钱谦益站在正统立场上对竟陵派大加掊击，斥为“诗妖”，甚至指为国家败亡的朕兆（见《列朝诗集小传》），显然是出于门户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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