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地带题目:又说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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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茗堂下走狗
这几十年,家乡还真没出过什么名人,要说有,汪曾祺算一个。
汪曾祺是我们家二房的,按辈分算是我伯伯,其实他比我爷爷还大五岁。他父亲是个“孩子头”,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疯,能用胡琴弦放风筝,能把小西瓜掏空雕成西瓜灯……总之,对孩子爱玩的东西皆情有所钟。汪曾祺有篇文章,叫做《多年父子成兄弟》,是名篇,这话就是他父亲说的。这爷儿俩也真有趣,汪曾祺十七岁初恋,在家写情书,他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这和我爸爸倒是很像);他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给他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一人一根……他们家没大没小,一家都是孩子。嘿,多年父子成兄弟,这话传到我曾祖父耳朵里,老太爷很不高兴,教训我爷爷,看看他们,什么样子,岂有此理!我看过他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和爷爷不大象,据说京胡拉得很好,常给爷爷拉《借东风》。汪曾祺小时候什么样,爷爷说记不清了,反正很黑。
后来,汪曾祺去了西南联大,去了北京,一走就是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才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我还很小,依稀记得一个小老头子,灰蓝灰蓝的,喜欢摸我的头。他在我家院子里吃了饭,有一道菜——盐水煮毛豆,很爱吃,然后和家乡的几个中学老师谈了很长时间,大概是建议多让学生背古诗文、习对子。他已经不大能说家乡话了,几十年了,难怪。
这几十年,他过得很平淡,最自认不凡的是做了回右派。汪曾祺的右派是五八年补做的——单位里指标不够,拉他凑数。汪曾祺从小到大天真惯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没完没了的批斗会——这回把他弄傻了,做右派不是好玩的事,不浪漫。他被流放到张家口的坝上(大概就是过去窦尔墩活动的一带),不过文人到底是文人,骨子里很有那么一股“随遇而安”的气概(亦可算得是儒道互补的品质),他还是照样地温柔敦厚,看他写的《葡萄月令》就能知道,不怨天,不尤人,到哪里都能品味到生活细节带来的乐趣,这一点,大部分人是很难做到的。他对“随遇而安”有这么个解释——“‘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随遇而安》)很多人会说,他真潇洒,这么放得开,倒象苏东坡了。其实,他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只是把调子压得很低——由于做过几年右派,文革期间被关过“牛棚”,又亲眼目睹许多朋友被几场运动闹得家破人亡,于是,他对杨慎很有感情。杨升庵于明正德间高中状元,授翰林修撰。嘉靖时因“议大礼”而罹祸,谪戍云南永昌,流放终身。“议大礼”是什么罪?大概是言论自由罪,杨慎亦算得是个“右派”了!后汪曾祺游四川新都的桂湖,题诗:“桂湖老桂弄新姿,湖上升庵旧有祠。一种风流谁得似?状元词曲罪臣诗。”同病相怜,呜呼哀哉,中国文人的命运似乎永远那么多舛,尤其是天真的文人。他写了几篇关于杨慎的散文,说得最狠的一句话是“迫害知识分子是很不道德的!”——我拿了这句用在了秦少游的身上,想来也是说得通的。汪曾祺能作画,据说他在张家口的马铃薯研究站画过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还自称,象他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啧啧。
经历了这些运动,汪曾祺怕了,于是他不敢妄谈什么思想,努力地回归平淡和谐,他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怕再做右派。他的文字真的没有思想?——在中国,几千年来,反复无常且令人发指的事,为政临民者做得太多了!然而,正因为和谐,汪曾祺才是汪曾祺,广大读者才知道还有这么个温和亲切的老作家,我也只有从他和谐恬淡的文字里,才能回想起那个天真到家的老头子的样子。他的笔下,没有冲突,每个人都是那么充满温情,极富人性,宁静善良,与世无争……看了他的文字,心情会很舒缓,生出一股暖意、一丝感动,一天的愁闷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这正是汪曾祺的感人之处,悲天悯人,关爱众生,又何尝不是一种思想?眼下在搞“和谐社会”,讲“人文关怀”,多读点他的东西是有好处的。
汪曾祺最后一次回家是九十年代初,和爷爷聊过好一阵子,还留了一首诗:“汪家宗族未凋零,弈弈犹存旧巷名。独羡小爷真淡泊,临河闲读南华经。”小爷,家乡话是“叔叔”的意思,其实,爷爷不大读《庄子》,他还是爱看孔孟的东西。后来,旧城改造,巷子被拆了,“旧巷名”也就没有了。这幅字一直挂在客厅里。汪曾祺是九七年去世的,一转眼,也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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