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地带题目：绕不过去的周涛(捉不住的鼬鼠——时间漫笔)
文章细节：作文地带 标题：绕不过去的周涛(捉不住的鼬鼠——时间漫笔)
桌上摆着周涛新出版的散文集《捉不住的鼬鼠》。这应该是周涛散文中的精选了。事实上，书名的副标题也正是《周涛散文精选》。从《游牧长城》、《山河判断》到《捉不住的鼬鼠》，时代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不知不觉在短短二十年中改变着所有的人。《稀世之鸟》是周涛的第一部散文集，书名仿佛暗含着某种自喻。同样，《捉不住的鼬鼠》虽然写的是时间，却又仿佛是某种关于写作的隐喻。从长城、山河、稀世之鸟、鼬鼠这一组名词的演变，折射出周涛散文理想和趣味的渐次转移。沿着时代的轨迹，周涛在写作和现实生活、社会之间的关联中不断调整自己，却又永不妥协。在这个越来越“精神匮乏的时代”，保持纯精神姿态的周涛还是没向“物质”投靠，对散文越来越客观化、叙事型的“物质”转变表现出了谨慎而高贵的疏离。周涛还是周涛。
有一种论调，大致意思是周涛的散文都不如他的《狗狗备忘录》。谢有顺在他的《先锋就是自由》里这样说：“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周涛的散文居然也被划归到了大散文的行列中，甚至为此还有’南余北周’的说法……”，“以我看，它（指《狗狗备忘录》）是周涛近年来最优秀的散文篇章之一。”我对谢有顺得出此结论所依据的标准产生了兴趣。如果他依据的标准是统一的，那么他做出以上的判断是合理的。但事实上不是。他指出周涛在写山西的时候不如余秋雨“有那个能力，通过对山西历史的梳理而贯注自己对这个地理区域人文状况的独特思索；但周涛在《老家在山西》、《酒一样的乡情醋一般的酸》和《老父还乡》这些涉及山西的文字中，写得好的部分是带着感情的现实人事，而绝非对山西进行整体性的观照。可周涛偏偏不甘心自己的笔触一直沉迷于现实事象，他总想将自己的思绪扬起来，于是，不知不觉就在散文发起肤浅的感慨来，就连“我”带“我父亲”经过北京，作者也没忘记重重抒情一回……”谢有顺忘记了余秋雨招致诟病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他散文中存在的不顾史实的乱抒情。同样是抒情，怎么周涛的抒情就是“肤浅的感慨”，余秋雨的就是“独特思索”？其实谢有顺自己也看出来了，周、余的散文不是一个路子。奇怪的是，一方面他说周涛不应纳入大散文的行列，另一方面他却又把他当作大散文和余秋雨比。所以，他的标准是双重标准而不是统一标准，他得出的结论也就令人怀疑。
说到写山西，我建议谢有顺看看周涛的《坂坡村》。正如他已经看到的，“写的好的部分是带着感情的现实人事。”但是，写“带着感情的现实人事”的作家多了，有几个真正写得好的？而写“带着感情的现实人事”是不是就比“整体性的观照”来得档次低？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学标准变成了以能够进行“整体性观照”为圭臬了？问题还是要回到所谓的“大散文”上，谢有顺给大散文的定义是这样的：散文真正意义上的“大”，指的是精神空间、思想境界的开阔与深邃。这个定义没有错，但显然有遗漏。那些大气象、大物象、大容量就不在大散文之列了吗？如果大气象、大物象、大容量不必然地与精神空间、思想境界的开阔与深邃相联系，那么与之相反就必然了吗？精神空间难道只指向知识的仓库和钩沉，那么个人呢，个人的灵见呢？个人的灵见是小于知识的海洋，但这一标准用到写作上，却未见得适用。谁都知道文学与文化的区别，怎么具体到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时，就不能客观公正地、历史地看待了呢。说到精神空间、思想境界的开阔与深邃，我以为这是中国作家普遍缺乏的，而且这种局面也是不言自明的，谢有顺的褒扬恐怕未见得客观。
稍微梳理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认真系统地读一读周涛的作品，就会发现对周涛的定论，正是大散文的杰出代表。如果这个大散文概念成立的话。尽管当代文学史不断重写，每一次重写都意味着一次新的价值重估。当代文学只能使它的研究视角以及价值判断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此一时的文学风尚未见得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那些遭到贬抑的文学观念也不一定就永无出头之日。所以，在做出结论之前，还是慎重点，周全点，不要图了一时口舌之快，而趁了“乌合之众”（古斯塔夫·勒庞的大众心理研究《乌合之众》）没有了耐心和趣味的心愿。
我甚至以为很多时候，一些评论家并没有充分阅读、充分对比就做出了一些轻率的结论。在对《狗狗备忘录》的态度上，谢有顺颇为赞赏地引用了一大段。并且评论说，“由于有了大量从日常观察而来的细节、经验，周涛可谓将一只狗狗给写活了，角度虽小，但力量一旦集中起来，却能将狗狗身上潜藏的内涵给逼示出来，至终，一只狗狗也成了有锐利发现的精神个案。”要说“有锐利发现”，周涛的锐利发现就多了。《吉木萨尔纪事》、《巩乃斯的马》、《一个牧人的姿态和几种方式》、《过河》、《猛禽》这些他早期的散文中，都有了不起的锐利发现，篇篇都是“精神个案”。怎么谢有顺独独看到了狗狗的精神个案呢。而我认为《吉木萨尔纪事》中的《父亲》是周涛最好的散文。写父亲的周涛具有无可辩驳的人格魅力。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写自己的父亲，而把父亲写到这个地步的，除了朱自清的《背影》有异曲同工之妙，福克纳纪念自己的黑人保姆可以与之媲美。我未见过写人可以这么入木三分的。周涛把天下的父亲都写尽了，写到骨头里了。很多句子读了令人鼻酸。而此时的周涛并不是听从了什么评论家的建议，改变了自己的风格，恰恰是他把自己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
“有的事情，仅靠文本内部结构的分析，不一定能做出较为恰切的判断，在这类问题上，还是要看到文里文外。”①这一方法应该也适用于对周涛散文的解读和评价。南方人对一只狗的精神个案发生兴趣不难解释。首先是狗，作为宠物的狗，这种俗常性的题材是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它不但有着大众化的时代背景，还有着日常化的语境。谈一只狗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一种微妙的文化心理实际上是存在的，南方人嗜小、嗜精细与北方人粗豪、旷大的美学趣味形成区别。一些人更容易接受前一种美的暗示。狗小了吧，家常了吧，你周涛也有写小、写家常的时候。既然你写了，符合了我们的审美习惯，我们赞赏几句又有何妨呢？福轲曾说过一句话：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说到底，是这个时代散文的客观化要求在起作用。人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看小说，就把对小说的欣赏挪移到散文里。人们要求作者后退，把舞台让给情节、场面、人物以及对话。你作者永不出现才好呢。人们要在散文里发现故事趣味，悬念，命运感，最好时间的解决也是同步的，以便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人们要求散文关注外部世界，对主观抒情没有了耐心。人们看一个一分钟的广告都想看到故事，看你的千字散文就更需要戏剧性了。图像时代、视像霸权把人们宠坏了，人们看什么都需要刺激，商业主义的审美权威为这些铺平了道路。
时代和时间要改变一切，不管这个人是将军还是凡人。如果在意这种改变，那么文学也就和流行音乐差不多，各领风骚三二年。文坛的风尚有时像一股莫名其妙的风，来去不由人。与其周旋左右不如定如青松。客观地说，《狗狗备忘录》确实不错，这个不错不是因为周涛写了“小”，写了“日常”，写了“生活”，而是因为周涛的水准在那里。只要他愿意，他写什么都可以达到那个水准。我还是更愿意看到周涛判断山河、游牧长城，哪怕它存在着他们说的“空”之类的瑕疵。作家的个性和风格就如同士兵手里的枪。没有了枪，士兵和百姓又有什么区别呢。在这一点上，周涛本人比那些指指点点的评论家明白。
《二十四片犁铧》是周涛散文中的精品。从语言的精度、密度到它的思想、襟怀都堪称中国散文的经典。“拖拉机牵引着的24片犁铧宛如一组编钟，远远行进的时候看上去却像一只多脚的黑蜈蚣。它来到了处女地上，它的任务是把游牧者世世代代牧放畜群的草原犁为田亩，耕耘播种上铺到天边的麦子。”“唉，生命就是生命，……，所有的生命在本质上是同等的，美具有欺骗性。”“她向24片犁铧投过一道目光，那目光里凝缩了70个冬天的寒冷！”“游牧者的异样的沉默间的一瞥，使24片犁铧像24颗苍老衰弱的牙齿一样可怜。”周涛的散文是诗性的。事实上，真正高境界的不论是散文还是小说都应该向诗看齐。《二十四片犁铧》有很强的现场感。随着时间的推进，情节也在推进。直至最后，二十四片犁铧遭遇一位哈萨克老妇的目光。一直到这里，周涛都还是较为客观地在陈述，然而内心的主观情感还是不由自主地宣泻出来。他写道“那不是愤怒，而是藐视。”这是一个诗人通常会做的。用一个虚的、没有实际战斗力的眼神来结束这场有关两种文明、两种存在方式的冲突，把结尾虚化了。前面所有的情节、形象都是实的，结尾却是主观的，甚至不顾忌纯美的艺术境界而直接表达爱憎。但在反复阅读之后，我更倾向于理解其中的深意。这何尝不是一个高明的结尾，诗意的结尾，耐人深思的结尾。哈萨克老妇的目光跟二十四片闪亮的犁铧对峙！这两个意象用得多么深刻，这种对峙不啻于永恒与瞬间的对峙！哈萨克老妇所代表的力量以及它所支撑的生活具有不可辩驳的永恒性，而闪亮的犁铧在她的面前不过是瞬间的叛乱而已。尽管一方是一位垂垂老矣的哈萨克妇女，而另一方却是现代化的钢铁机器。
《捉不住的鼬鼠》里许多篇目是曾经看过的，这次重读，竟还可以一读再读，很多地方依然令人兴味盎然。有趣也许不是一个很高的审美标准，但具体到一个作家、一个文本的比较时，那些有趣的并且是高智慧的趣味就不同了，那是一种不亚于悲剧美的提升。“它恨他，一切在它吃饱了肚子之后向它挑衅的混蛋，它都恨！恨到牙齿缝儿里、牙齿根儿里！不用抬头，它就知道，来的一定是那号自以为正义的乳臭未干的臭鸟，它简直想扭过头来朝他破口大骂一阵，骂个痛快，滚你妈的蛋吧，地上的事你少管！”这是《猛禽》里的片断。周涛代一匹瘸了腿的老狼向对它发动战争的鹰发出了咒骂。咒骂是令人发笑的，和所有仇恨的咒骂一样，不管是人类的还是其他生物的，都具有同质性。鹰看到老狼卑鄙地杀害了小白狗，忘记了祖辈留下的教训，向这只狡猾的老狼发起了进攻。一场生死搏斗在即。周涛还是诗人，这一段咒骂就是一个诗人典型的思维模式，它惟妙惟肖趣味横生。生死搏杀的最后，以鹰的死亡为代价，这就是悲剧了，一只鹰的悲剧。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最终以同归于尽告终，咒骂也由此有了实质性的深度。《猛禽》也如它的名字般生发出壮烈之美。
周涛是军人，这一身份特征不可能不映射在他的文字里。也不可能不对他的个人情趣产生影响。和平年代对战争的想像也只有通过禽兽间的搏杀来实现了。但仅仅是战争吗，《猛禽》何尝不是关于高尚和卑鄙、正义和邪恶、力量和智慧、生存和死亡的对决？由此可见周涛和萨特是一路的。作为一类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主张“介入”文学，文学与作家职责具有一种“道德�信怠保缢丈�?桑塔格所说，渴望简单、决断、一目了然，热切地寻求对决。而与之对立的则是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无可改变地复杂、自我专注、典雅、不求决断、避免对决和绝对化。谁能说这两种美学立场有什么高下之分？时代像个投机商，朝秦暮楚，变动不居。而受它控制左右的文学以及哲学、美学又怎么能表现出亘古不变的惟一真理呢？所以，模棱两可的相对论暂时占据了时代的要塞。但西方美学哲学发展到今天，人们又有向新现实主义回归的迹象。在美国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人们对解构主义、阐释学、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理论以来的建立在语言学上的哲学作了反拨。人们质疑这些理论，认为世界到了理论危机的时代。人们提出反抗，因为这些理论不相信客观世界，不承认真理。而这些模棱两可的理论又何尝不是在对现实、苦难和不公装聋作哑呢。耿占春在他的《新时代的忍耐》中有一句话颇耐人寻味：模棱两可的暧昧成了我们可怜的智慧的标记。
周涛对马很有感情。写了很多关于马的文字，如《巩乃斯的马》、《过河》、《高榻》，对哈萨克人原始彪悍的生命力和生存状态的摹写，对原生态自然的赞美和维护是他的精神高度。这一精神高度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和时下中国文坛流行的小情小趣、语言迷宫和知识包装类散文构成了决然的不同。
我们的文学应该主张多种文学的“共生”，讲究文学的生态平衡。不同时期会对文学提出不同的审美尺度，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各种文学力量、文学事实的存在是正常的，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周涛的第一部散文集《稀世之鸟》于1990年面世，放眼当时的中国散文，到处流行着代表80年代余韵的“人文精神”、“启蒙思想”的思想小品文，以及朱自清式清淡亲情的模仿。惟有西藏的马丽华写了一些堪于与周涛散文的大气、性灵、生机盎然相近的作品。周涛一改散文“小”的形态，赋予散文超大容量，并在此容量里文史哲浑然一体。有思想、有胸襟，坦荡大度，感慨万千。这些是传统散文的手法，但他并不一味地传统下去，他的散文里经常清晰地再现动作、细节、以及对话。使得他的讲究情节性、趣味性又不同于传统散文而表现出创新精神。
正如二战后的艾略特还是先锋，如今的艾略特已经成为经典。利维斯写了维护经典之作《伟大的传统》。中国还没到这一步，对经典的质疑过程尚未走完。也就是说，中国正在补现代主义这一课。包括对经典的质疑和否定。而周涛无疑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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