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地带题目：把栏杆拍遍的梁衡
文章细节：liuxuepaper.COM 标题：把栏杆拍遍的梁衡
作者：马治权
2003年末，我收到一套《梁衡文集》，共九卷，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封面书名题字为赵朴初先生，扉页书名题字为季羡林先生。
在这之前，我已读了他不少的散文篇什，如《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红毛线，蓝毛线》、《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特利尔的幽灵》、《跨越百年的美丽》、《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和《把栏杆拍遍》等。这些篇什大都是梁衡的名篇，有些是他直接寄给我的，有些是我向他约稿的，有些是从其他刊物上看到的，但那时因为在编刊物，时间有限，所以看的不甚仔细，有些稿子只是粗粗地浏览一遍。当然也有细读的，比如他写瞿秋白的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我不仅从头至尾细细地读完，而且反复读了几遍，然后很快给他复了信。我在信中说：冷峻的笔调和深海波涛似的情感，就像一位赛马高手，迟迟不肯放纵，但我们已经从那节奏和身姿中感觉到了速度，我们的感情在为作者所操纵，我们想哭但作者却需要我们理智，我们想呐喊，但作者却让我们冷静，他反复地吟咏着秋白用生命抒写的诗章，却不流露出愤世的激情，结果让笔致曲折而温婉，凝炼而隽永，是抒情又是思索，是总结又是探寻，是追思也是叹惋，是崇敬也是惜憾，那种经过长时间的灵魂搏斗以后对资料的独特剪辑，那种“百炼成钢绕指柔”的谋篇布局及驾驭文字的功力，那种建立在对历史深研之后的穿透力，那种一咏三叹九曲回肠的韵致，都使这篇文章变得不同寻常。
信寄出以后，我很快有了悔意，我觉得似乎有溢美之嫌，这篇文章即使是像我说得那样，打个电话说说也就行了，何必那样激动！
这封信没有收到梁衡的回信，我想大概是因为他的工作忙。过了很久，我到北京去看他，他说，你写给我的信我看了，算是一家之言，也算是对我的一种鼓励。我没有给你回信，是因为我不好意思，但我把你的信收在了“读者反馈”里了。说着，他拿出一沓打印的稿子，全是读者与专家的评论。
这次，我从《梁衡文集》中又读到了一段类似的文字。他写道：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出版后，1987年4月《批评家》和《语文报》专门为我举行了一次作品讨论会。当然是肯定与赞扬的话多一些，我坐在桌旁，脸热得不敢抬头。这段文字，印证了我的感觉：梁衡像许多哲人贤者一样，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因此也就给自己定了个基本的调子，今后，在看他的文章时，做诤友，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我和梁衡，不是患难之交，也非同学至友，我只是一位受恩于他的杂志编辑。但人与人之间，有时很奇特，正如他在《与朴老结缘钓鱼台》中写得那样：我想今天与朴老相会钓鱼台，是有缘。要不怎么我先不来，后来又来了呢？怎么正好桌子上又摆了几本供我们谈话的杂志？但这缘又不只是眼前的机缘，在前几十年我便与朴老心缘相连了，这缘也不只是佛缘，倒是在艺术、诗词等方面早与朴老文缘相连了；缘是什么？缘原来是张网，德行越高学问越深的人，这张网就越张越大，它有无数个网眼，总会让你撞上的，所以，好人、名人、伟人总是缘接四海。缘原来是一棵树，德行越高学问越深的人，这树的浓阴就越密越厚，人们总愿得到他的荫护，愿追随他。佛海无边，其实是佛学里所含的哲学、文学、艺术浩如烟海，于是佛法自然就是无边无际的了。难怪我们这么多人都与佛有缘。富在深山有远客，贫居闹市无人问。资本是缘，但这资本可以是财富，也可以是学识、人品、力量、智慧。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富有的人，才有缘相识他人，或被人相识。一个在精神上平淡的人与外部世界是很少有缘的。缘是机会，更是这种机会的准备。
这段话写于1993年12月，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梁衡。梁衡写这段话完全是从普遍意义上来讲的，也就是哲学上所讲的共性。但这共性又寓于个性之中。我认识梁衡，正是缘于梁衡是一位“精神上富有的人”。
我第一次与他晤面，是在新闻出版署他的办公室，他那时已是副署长，我通过他大学同学的关系找到他，他很谦和地接待了我。我给他拿了点陕西特产，他说，“大老远的，你拿这东西也不容易，你就放下吧，多钱？”我说：“不值钱，几百元。”他说：“几百元？那我也就不给你钱了，一会儿我也送你点东西。你说，啥事？”我说：“你给《各界》一个公开刊号吧！”梁衡说：“民主党派办刊还是可以的，我给你报一下，试试。”他让我坐下，又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从书柜拿出十多本他写的书——《新闻绿叶的脉络》，要我送给编辑部的同道，其中一本签上名送给了我。
就在他签名的时候，我站起身来走过去，看到了他玻璃板下面压着的放大了的《张玄墓志》帖。《张玄墓志》是名帖，因避清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名讳，俗称《张黑女墓志》。志石刻于北魏普泰元年（公元531年），原石早已不存，仅存何绍基所得墨拓孤本，历来为书法家收藏家所重视。此帖书法精美，清代书论家包世臣在跋中评曰：“此帖骏利如《隽修罗》，员折如《朱君山》，疏朗如《张猛龙》，静密如《敬显隽》。”
包世臣用几种北魏书风来比较《张黑女墓志》的广涵，说明此帖属书法中的阳春白雪，需有极高文化修养才能感悟其中蕴含的妙味。何绍基在此帖后也有跋语，他写道：“余自得此帖后，旋观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戍入都，丁亥游汴复入都旋楚。戊子冬复入都。往返二万余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
以上是我当时看到梁衡案上放大了的《张玄墓志》帖时所说的话。我说何绍基旅行两万余里，此帖一直伴随在身，无时不在欣赏。没想到梁衡从抽屉中拿出一个缩印本说：“我也是这样做的。”
初次晤面，是《张玄墓志》缩小了我俩的距离。他是惊奇我对《张玄墓志》的熟悉，我是钦敬他在从政之余不仅喜好文学，而且也如此喜欢书法。这正如他在《与朴老结缘钓鱼台》中所写的“在精神上富有的人，才有缘相识于人，或被人相识”。
从那以后我们就在精神上相通了，他有稿件往来，我有信函回复。每看到他的新作，难免不为他的才华所冲动。于是就想，梁衡身兼重任，管理着全国上万家报刊杂志，他哪有时间写这样好的文章？一定牺牲了许多的节假日吧。所以又想，他做官不免有些可惜！假如他像许多专业作家，能静下心来专门写文章，那会有多少好文章问世啊！
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又给梁衡写信，我在信中把我的想法如实写了出来，希望他能逐渐隐退到一个有更多时间搞创作的岗位上。梁衡接信后，一如以往，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大概不想拂我的面子，或者说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太复杂。“人各有志，不可强勉。”我也知趣，以后便再也没有提类似的话题。
但我一次在杂志上看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在清华演讲，同学们向他提问题，说：“让你重新选择，你会做什么？”他回答：“做官。”我想我当时是有点自以为是了！我不仅不支持他做官，反而鼓励他隐退。其实他本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人。写文章只是他政治抱负的一种宣言。他十分喜欢写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在这些文章中极尽能事地渲染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我想，梁衡之所以能写出这些文章，皆因为他在政治上与这些人物感同身受。假如他不是现在这种角色，而是一个纯粹的文人，那么他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种感觉，写不出这样的深度和高度。就像瞿秋白、范仲淹、辛弃疾之所以不同于李煜、李清照、柳永等人一样。
梁衡相貌堂堂，骨格清秀，《中华散文》登过他一篇《大无大有周恩来》的散文。封面上登了梁衡的一幅照片。我看到杂志时，蓦然想起陈毅元帅来。郭沫若称赞陈毅“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我以为梁衡也有如此特质。细读梁衡“人杰鬼雄”系列散文，便可看出他的政治情结。他在《觅渡，觅渡，渡何处？》中写道：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在《红毛线、蓝毛线》中写道，政治者，天下之大事，人心之向背也。向来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就是天下之争，人心之争。孙中山说：“天下为公。”一个政治家总是以他为公的程度，以他对社会付出的多少来换取人民的支持度，换取社会的承认度。他在《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中写道：伟人落难和常人受困是不一样的。常人者急衣食之缺，号饥寒之苦；而伟人却默穷兴衰之理，暗运回天之力。他在《一个永恒的范仲淹》中写道：范仲淹是一个诸葛亮、周恩来式的政治家，一生主要重实践，他按自己认定的处世治国之道，鞠躬尽瘁地去做，将全部才华都投身到处理具体政务、军务中去，并不着意为文。不是没文采，是没有时间。他在《读柳永》中写道：柳永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总是把从政做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其实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人生一世谁不想让有限的生命发挥最大的光热？有职才能有权，才能施展抱负，改造世界，名垂后世。他在《把栏杆拍遍》中写道：他（辛弃疾）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的，马革裹尸的。但是在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山，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梁衡的文章，堪称“当代正气歌”，他在许多文章里都写出了他对“良知”、“廉洁”、“公正”、“坚韧”、“爱民”、“无私”、“勤政”、“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以成败论英雄”及“品格胜于成就”等精神的崇敬。譬如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写道：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
自古以来，爱民者备受人爱。诸葛亮治蜀27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一千七百多年。陈毅游武侯祠写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他还特别引用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他在《觅渡，觅渡，觅何处？》中写道：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觅渡》中还有一段：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大概是因为篇幅所限，或者是因为文字的节奏需要，有更多的例子他没有在此引用。后来在《觅渡自注15条》中又写道：史可法守杨州，明知不可守而守；谭嗣同变法事发而不逃，明知死而就死；抗日名将张自忠在阵地将失，身为主将完全可以安全撤离的情况下，甘愿留下来与将士一同殉国。他在《一千七百年的沉思》中写道：这说明诸葛亮在那场历史斗争中并不单纯地为克曹灭魏，他不过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是在实践自己的做人规范，他在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蜀、魏、吴之争不过是这三种试验的一个载体。他在《读柳永》中写道：人生在世，天地公心。人各有志，人各其才，无大无小，贵贱不分。只要其心不死，才得其用，就能名垂后世，就不算虚度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记住了秦皇汉武，也同样记住了柳永。
梁衡在与历史人物一并感叹的时候，似乎对亦文亦武的人特别有共鸣。他在《觅渡》中写道，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至一件事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
梁衡是有自己的政治志向的，他的话语系统和个人形象很适合现代政治。他主张领导亲自撰写讲稿，鼓励即席发言而反对照本宣科，他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平易谦和，有现代政治筛选领导人的那种“愉悦选民”的形象。但他在现实的政治中似乎还没有完全到位，那种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一直难酬，因此，行文叙事中常常有一种感情，他在《读柳永》中写到：一个人很难选择环境，却可以利用环境，大约每个人都有他基本的条件，也有基本的才学，他能不能成才成事原来全在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怎么处理。就像黄山上的迎客松，立于悬崖绝壁，沐着霜风雪雨，就渐渐干挺如铁，叶茂如云，游人见了都要敬之仰之了。但是如果当初这一粒松籽有灵，让他自选生命的落脚地，它肯定选择了山下和风日丽的平原，只是一阵无奈的山风将它吹到这里，或者飞鸟将它衔到这里，托于高山之上，寄于绝壁之缝，它哭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一阵悲泣（也许还有如柳永那样的牢骚）之后也就把那岩石拍遍，痛下决心，既活就要活出个样子。它拼命地吸取天地之精华，探出枝叶追日，伸着根须找水，与风斗与雪斗，终于成就了自己。他在《读韩愈》中写道：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委屈，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而他只认你的贡献。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悲。
由此可见，梁衡也是在痛拍栏杆，辛弃疾是在“把栏杆拍遍”之后，做了一位词人，梁衡“把栏杆拍遍”之后呢？是做一个散文家抑或政治家，现在似乎还难以定论。我们这个时代还在急骤地变化，政体也在变化，这些变化使中国的政治愈来愈现代化。我相信那些有志于改变中国的政治家们，必定会有“乘风破浪”的时机。
梁衡是文学领域里的高手，“真草隶篆”四体皆擅。他的文集由文学、新闻、政治、科学四大类组成。我过去办《各界》和编辑们一同学习过他的新闻理论，这次重读时主要侧重于散文类；他的文学创作理论也处处闪烁着火花，独到的见解寓于平静的叙述之中，不拿架子，不玩花枪，平实一如其人。两卷本科学类我也浏览了一遍，尽管我数理化基础极差，无法作更多的阐述，但对他的劳动却是很钦敬的。厚厚的两卷，40多万字，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当然，对他的文集，我也有读得不细的地方，譬如政论类文章就没有用心去读。不是说他写得不好，而是说他在这方面尽管想有创见，但在目前这种政治语言系统中，他的创见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只能抱以“理解”二字一笑。不过，他的政治抱负都包括在了他的“人杰鬼雄”的散文中了。他的千字政论倒比他的长篇政论写得好，立意很高，语言坚实且有张力，这自然缘于他的文学底蕴和对问题的洞察力。梁衡博闻强记，古今中外名篇滥熟于心，行文之际，信手拈来，自然准确，画龙点睛常常在不经意之间。
我写的这篇“梁衡其人其文”，全是我的真实感觉（即使离谱也是我性格的过错）。不这样写，反倒觉得不真实了。联曰：“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这是梁衡喜欢的一副对联，我就赠送于他并以此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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