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地带题目：李广田，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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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 中华读书报
李广田
李广田是20世纪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作家。在他百年诞辰到来之际，出版一本传记来纪念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李广田于上个世纪30年代跻
身文坛，最早以诗歌名世，后来写过小说、文学理论，但成就最高的当属散文。我在青年时代就读过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3人的诗合集《汉园集》，很喜欢他们的诗。记得1944年我给何其芳在重庆主编的名为《现实》的报纸副刊写过诗，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们曾通过几封信，交换对诗的看法，他的信写得真诚。1953年他担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时，我骑自行车去北大找他，谈论过有关现代诗的问题。1954年在北京饭店召开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朗诵会，以及后来作协召开的诗歌座谈会上，他对我建国初期写的诗提出过中肯的批评和鼓励。与卞之琳的交往更深。1979年我的问题平反之后，他常到我的办公室来，他的诗选集《雕虫纪历》就是我和他共同选定篇目的，我是这部诗选集的责任编辑。2000年我偕诗友一同去拜访过卞老，看到他的眼神如点亮的一盏灯，心中立即闪现出《明澈的眼神》一诗；2001年1月15日卞老去世的那天早晨，我完成了这首诗。诗中写道：“不是倚窗观看风景的眼睛，／是眼底的那颗灵魂，经历过／千百次的风暴之后，／一明一灭，带着永恒的微笑，／灿烂地升华到梦想的天国。”10天后，我又写了《有这么一个湖》，也是送给他的，我深深地理解他的孤寂而清澈的人生境界。“汉园三诗人”中惟一没见过面的是李广田，然而李广田的诗风却让我感到亲近，也最易领悟。我从不认为“汉园三诗人”是一个流派，他们具有不同的气质和文化基础，不过以诗会友，后来各自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何其芳是聪明睿智的诗人，我很欣赏他早年的诗；卞之琳的诗受西方现代诗的影响，讲究诗的深层意象与相应的结构，显示出淡远的韵味；李广田的诗呈现着一种原生态的质朴、平实、真诚、厚重。他早年的《地之子》和晚年写的《一棵树》一脉相承，厚实、朴素的风格、浓郁的泥土气息都是他人格的反映，他的确是齐鲁大地的“地之子”。我一向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地之子”，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种过地，放过羊，从心灵深处就和李广田的诗歌亲近。我常想，诗歌如果有血型的话，我的诗歌血型应当和李广田的诗歌血型是相同的。
《汉园集》之后，李广田完全转向了散文的写作，而且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园地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果说，他的诗歌有散文化倾向的话，他的散文则因充满了浓郁的诗情而受到几代人的喜爱。无论是早年的《野店》、《悲哀的玩具》、《桃园杂记》、《扇子崖》等，还是晚年的《花潮》、《同龄人》、《山色及其它》，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听说昆明的圆通公园立了一面墙，墙上刻着《花潮》全文和李广田小传，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游人如织，赏花的同时，也赏他的散文名篇。冯至先生说：“广田的散文是独树一帜的”，的确，他以鲜明的艺术个性和风格为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留下了一笔丰富的遗产。
李广田晚年从事民族民间文学的整理和研究。他把发掘、整理、研究民族民间文学看作是为中国文学也为世界文学增加的一份财富，这个认识是十分正确的。在整理撒尼人叙事长诗《阿诗玛》的过程中他提出的“四不要”主张得到了国内民俗学界、民间文学学界的广泛认同和重视，也得到了各国学界尤其是日本民俗学界的赞同。应当承认、他整理的《阿诗玛》至今仍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学整理工作及文艺理论成就的代表之一。由于整理《阿诗玛》，李广田在“十年浩劫”中竟然遭到残酷的非人待遇，然而历史证明，他整理的这个版本被评为“20世纪百本优秀图书”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其实，他整理民族民间文学的思想和他主张诗歌应汲取民歌的营养走民族化的道路是一致的。
李广田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他留给后人的这笔精神的不动产，只有认真地学习和继承，才能更好地发扬和超越他。
李岫的这本传记书名为《岁月、命运、人》。说到“岁月”和“命运”,令我产生了许多感触和历史的回忆。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一次是抗战，一次是新中国成立。这本传记记述了抗战爆发后李广田带领学生长途跋涉经鲁、豫、陕、鄂诸省而入川，历尽艰辛坚持战时教育的情形。我当时不到15岁，也有过大致的经历，先是避难至潼关，第二年春天我到了西安，在民众教育馆的漫画训练班学绘画，教画的老师中有诗人艾青。1938年3月，在西安我考取国立甘肃中学 后改为国立第五中学，李广田所在学校是国立六中 ，乘火车到宝鸡，再翻越陇山步行到天水，一路宣传抗日救亡。1940年我开始发表作品，我的作品是和抗战文艺一同成长的，是和民族存亡的斗争紧密相连的。我认识的朱健、李方立等都是李广田的学生，我的流亡生活和他们差不多。李广田领导学生的鲁声剧社、狂飚剧社上演抗日剧目，我当时也演过《放下你的鞭子》，扮演哥哥的角色，心中高扬着抗日的热情。我知道西南联大有闻一多、朱自清、冯至、李广田等名教授，很想去上西南联大，1943年我被西南联大中文系录取，通知我去叙永分校报到，可惜没有路费，最后我入的是西北大学外文系，学俄语。如果我当年到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我就有幸成为李广田的学生。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李广田对“三面红旗”说了几句真话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的父亲 时任甘肃天水地委文教部长，比李广田大3岁，曾在北大旁听过两年。 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让他去劳改，成天背石头，平反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李广田在那个严酷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苦难绝不会比我父亲少。这便是那个特定岁月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即使在那样的岁月里，人生各方面受到误解、批判、诬蔑，经受了各种残酷的打击，老一辈知识分子从没有放弃过对革命的信仰和对文学的追求，他们给予我们的是一种永恒的“人类的精神”，真诚的、高尚的、执着的一种对血肉乃至灵魂的影响，为民族、为国家命运而奉献一生的精神。
我认为，李广田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可惜只活了62岁。“诗”和“人”不能分割，诗、人是相依为命、同体共生的，冯至先生说李广田“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确如此。他的诗歌也好，散文也好，绝对没有背离生命感的浮华的技巧，李广田是个表里如一、性格坚强的诗人，他一生没有背叛纯正的艺术，没有放弃对真正的诗的追求。
这本传记的作者就是传主的女儿。作为女儿，她是李广田生活的见证人，父亲对她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书中不乏父女情深的细节描写，读来令人感动；作为作者，她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在论述李广田的作品及其产生的背景时，作者没有表现丝毫的女儿气，而是把作家李广田纳入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框架中加以考察，重史实，少评论，不掺杂任何个人情绪，表现了一个史家和学者应有的眼光和功力，笔调从容冷静、客观公允，这是任何一个传记作者应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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