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地带题目：女师大风潮和杨荫榆先生的悲剧反思(记念刘和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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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敌傅建华
“女师大风潮”和杨荫榆先生的悲剧反思
傅建华
历史往往并不复杂，但因着一些政治原因，简单的历史就变得异常复杂了。比如：林语堂和鲁迅本来有过不少的合影，但后来林语堂并没有和鲁迅一直走在“革命”的大道上，于是，我们看到的本应该有鲁迅和林语堂在内的二人照或多人照就没有林语堂了，他就这样消失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了。
同样，1926年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他的历史背静和真相本来并不复杂。但仅仅因为这个历史事件有一位具有政治符号般的人物参加并给予定性，于是，并不复杂的历史也就变得格外复杂与难于理清了。于是这个事件的女主角杨荫榆女士也就只能无奈地活在被论争对手所定性的政治符号中了，或者说就是只能藏匿在被错误表达的历史记忆里了。杨荫榆，女，１８８４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杨荫榆之出名，源自于中学课本上鲁迅的作品《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先生在文中给了我们一个鲜明的杨荫榆形象：专制独裁，行为可憎，面目狰狞，十足一个反动军阀的帮凶、封建余孽的化身。
１９０２年杨荫榆入教会学校景海女学堂学习两年。之后，她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这个务本女中原本是个私塾。１９０２年被命名为务本女子学校，１９０７年５月，杨荫榆毕业，后赴江苏省参加官费留学考试合格，７月启程去往日本。她先入青山女子学院，后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６年后的１９１３年，杨荫榆从日本毕业归国。
回到国内后，杨荫榆就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涯。１９１３年，她被聘为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新苏师范前身）教务主任，教生物学课程。１９１４年，她到了北京，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的学监兼讲习科主任。１９１８年，教育部首次选派教授赴欧美留学，她应选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在这一段教学经历中，她在校内有很高的威信，也得到同学们的拥戴。据许广平回忆：“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杨绛回忆当时杨荫榆赴美留学时车站送行的场景：“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这一切，正如杨绛所说：“我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平生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见杨绛《回忆我的姑母》）
到达美国后，杨荫榆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教育会会长，并与杜威、孟禄等接触频繁，深受大师们的熏陶。１９２２年，杨荫榆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后，回国继续任教。１９２４年２月，她受教育部委任，接替许寿裳任女高师的校长。同年，女高师改名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作为大学校长的杨荫榆，强调秩序、学风，强调学校犹如家庭，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她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活动，反对学生动辄上街游行。在校务方面，管理较为严格，这样起起了一些学生的公愤。
１９２５年１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并派代表前去教育部申述杨荫榆任校长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４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后，强调“整顿学风”，支持杨荫榆。５月７日，杨荫榆以“国耻纪念日”的名义举行演讲会，她作为主席登台，却被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５月９日，女师大校评议会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６名学生自治会成员。１１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２７日，鲁迅、钱玄同等７人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
几天后，五卅运动爆发，女师大学生组织“沪案后援会”，这与杨的办学理念严重相违。因为怕爆发学生骚乱，７月底，警察要求学生搬出学校。８月１日，校方解散入学预科甲、乙两部等４个班。８月１０日，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２２日，坚守女师大的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等１３人政府当局发生冲撞，被拖出校门。
杨荫榆在学潮问题上“逆流而动”，最终葬送了自己的事业前程。女师大风潮之后，迫于舆论，她不得不辞去自己奋斗半生得到的位置。
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不久，苏州陷落。侵华日军要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杨荫榆面对日军在苏州烧杀抢掠的暴行，曾几次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杨绛对此回忆道：“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邻近为她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来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促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见杨绛《回忆我的姑母》）
杨荫榆就这样壮烈地死了。她的死令人深思，令人深省。
作为一名中国文人，一个弱女子，杨荫榆不畏强暴，面对凶残的日本兵，竟敢孤身入虎穴，大义凛然地斥责敌酋，谴责日军暴行，实乃不屈于外族侵略者的壮烈之举，令人钦佩。她的这一行为赢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慷慨孤怀，颠危不惑；遑恤身家，唯念邦国，是旧知识分子在国难期间觉醒并为国捐躯的杰出人物！”（可惜的是，1949年后，因为政治原因和为贤者讳的缘故，这一历史被严重地隐瞒了，直到改革的今天，真相才在小范围内得到声张）
盖棺论定，该如何评价她的一生呢？鲁迅先生曾对她定过性：她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显然，这个评价是不公平、不正确的。
再回过头来，我们不禁要问：在先前的“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女士是否真的是在鼓动警察伤害青年学生呢？品格独立，情操极高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当时在现场有一个旁证，下面是他看到的真实的一幕和他所发的感叹：
“确实不虚，那时杨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手，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用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详细的情形我不便述，恐怕为官僚及一班反动者所利用。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假若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我只好跪下求皇天皇天……声音稍稍平息，我才逢人打听，那是怎样一回事。原来是杨先生申明要由杂务课升到校长室办公！这可算是我所见的第二幕。
这种戏我再不要看了。所以无论如何，要求了杨先生放我出去。杨先生道了歉，准了我的要求。阿弥陀佛！我竟逃脱了苦海。可怕的是那无限风波，无量劫数，要到何时才可了结。
朋友们说，有人以为我是‘杨先生的死党’。无论就私交，就职务说，这个头衔，我真不配。我并不是票友，本行的笨事都做不完，哪有闲工夫去干那些玩意。假若我在女师大有了职务，或者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是社会上负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可是杨校长已经死了，问题已经变更了，我不过为那位校长先生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完了，还有什么话说？”
这是一个科学家看到的八月一日的现场。跟学生们的描述，跟鲁迅等人笔下的描述，何啻霄壤。我们是该相信这个无辜而且品格非凡的科学家呢，还是该相信那几十个情绪激动的学生，还是应当相信那天根本就不在场的鲁迅等人呢？
“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这话是多么沉痛。
现在的历史已经很清楚了：
当年的女师大事件，杨荫榆本人的管理风格过于保守，惹起了学生的不满，而鲁迅却无限上纲上线地抹黑（可能认为自己正义，就不择手段，左派向来如此）对方，给对方扣上极大的政治帽子（如北洋爪牙、帮凶、走狗之类）。最后，学生以及知识界某些人士的过度进攻——不加自我节制地反复鼓动学生上街游行，从而酿成了惨剧。笔者以为，这决不是一个争民主的运动，这只能是女师大学生反抗校方办学理念或管理方式的一次“叛逆”（此词为中性意义使用）行为，最多最多，只能算作一次本校校园内的一次维权事件，与杨荫榆是不是“北洋爪牙”的可怕高帽相距甚远。而且，从李四光的现场感叹以及杨和李两人一生的气节来看，杨虽然管理风格比较严格，但本质上对学生还是充满爱的。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80年，但他的悲剧仍然值得现在的我们反思。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只想还原历史真相，引起足够有益的反思，并不想搞任何历史清算，也不想在此过度地指责任何人。
在这个悲剧事件中，不幸的是：
（1）运动的引导者无限把事件扩大；
（2）政府的凶残和应付危机的低能；
（3）因此导致流血悲剧。
我们现在的立场：
（1）屠杀的政府和政府的屠杀者应付屠杀的罪责，应受到最严厉的谴责；
（2）鲁迅们的无限上纲上线应该引起他们自己和我们后人的反思，我们要牢记：无限制和过度的进攻、反击甚至自卫，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悲剧；反抗只是手段，而不应该成为目标本身；更不能为了目标，不择手段，故意或以放任式的间接故意（如：不惮以最大的恶意之类）无限拔高自己的正义性，而以大帽子栽赃陷害对方；
（3）可以对杨女士的大学管理方式进行适度的批判，但对强加在杨荫榆身上的不当指控应该撤消，因为前者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后者是公理与是非的问题。
其实，反对学生动辄上街的办学理念是当年几乎所有负责任的教育家的共识：胡适、蒋梦麟、蔡元培，甚至是学生领袖出身的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后来都对自己年青时的行为乃至五四学生运动领袖的身份作过真诚而且深刻的反省。杨女士的悲剧在于她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教育家，坚持自己的原则；但又缺乏变通技巧，在反对学生行为的同时缺少同情式的理解（大学管理经验不足啊）；而且与前面的前辈相比又资历太浅，这一方面不易于得到学生们同情的理解，也减轻了学生们反抗的阻力。从而，无法进行有效的妥协与沟通，导致互不让步，再加之北洋政府的凶残以及极度低能的危机处理能力，其后果是局面失控，一发不可收拾。
可是，在应该还原历史的今天，相当多的鲁迅崇拜者们却纯粹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拒绝任何意义上的历史澄清和反思。他们只用作家化的语言宣泄而拒绝任何条理化的理性反思，这实在令人万分遗憾。
其实反思完了就拉倒嘛，我们也无意去过度批评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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