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地带题目：关于梭罗
文章细节：liuxuepaper.COM 标题：关于梭罗
斯蒂芬·哈恩 (威廉·彼得森大学)
王艳芳 译 彭国华 校
序 言
1、梭罗的人生及思想
哲学家和思想者梭罗
大学教育和早年生活
求职与谋生
和爱默生的关系
未被倡导的思想
待讨论的问题
2、《瓦尔登湖》
关于定位的思考实验
对现实的探究
旁观者、自我及意识的困境
两个启发性的例子：考珀和麦尔维尔
《瓦尔登湖》的结尾
这是怎样的哲学方法或方式？
待讨论的问题
3、《论公民的不服从》和其他社会性著作
一个正直的人
争论
杀人还是被杀：奴隶制的两难困境
安东尼·伯恩斯的例子：自我和他人
约翰·布朗的例子
前瞻，回顾
待讨论的问题
4、自然主义者梭罗
科学的诗意化
不断变换的角色
待讨论的问题
5、野苹果树，或是梭罗的价值
当他播种时
待讨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
序 言
1999年1月至8月间，我写这本书时，住在霍普特康山|（Hopatcong Hills）中的一所小房子中。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曾经在诗中赞誉这里：“泽西州的最北边/ 丘陵起伏/ 还有那孤寂的湖泊和山谷“（《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诗集》，第一卷，217）。之所以一定要提到自己这段经历，是因为这里远离美国的都市生活，与梭罗曾住过的瓦尔登湖不无神似，当此书写成的时候，我意识到它已经受过山水的浸润而更添一份色彩了。尽管我大部分的白天都得用来做40英里以外的一份大学行政工作（那里还可以望到曼哈顿的摩天大楼），但是我仍然有许多白天及大部分的夜晚用来体验想象中梭罗所追求的孤独。那几个月尽管住在山里，我也和两个好友经常联系，在把握梭罗叙事风格的过程中，她们帮了我不少忙。我试图从考虑一些人类生活主要问题的高度来探讨梭罗，同时从其作品中提炼出我所认为的梭罗的代表思想，并试图使读者进入一种近似的思维过程。可以看到，梭罗自始至终都在坚持一种激进主义，认为人类思维和行为方式必须重新定位，然而这些方式却因人而异。要求是普遍性的，但实施起来却是个体性的。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应该思考的内容、时机和缘由，梭罗都很少提及。我希望本书中对他作品的论述能改变读者对这一问题重要性的评价，即使只能改变一点儿。还有一些读者认为梭罗只是个隐士而已，我也特别希望通过展现梭罗饱含情感的想象力和他的社会关怀来改变这些读者的想法。梭罗的社会关怀与他对自然保护的关怀至少同等重要，因为这两种思想赋予彼此活力，少了哪一个，另一个都会黯然无光。
有几位朋友听取或阅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或是对我的鼓励，在此深表谢意。他们是：卡特里娜·艾丁格、丹尼尔·科兰克、罗伯特·J·克罗斯和阿伯特·麦克道尔。克里丝蒂娜·克里桑诺斯基是上面提到的我的两个好友之一，她曾几次读我的手稿，就其内容和风格提出问题，并校对了每一稿，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她一直给予我富有创见的、睿智的帮助。卡门·帕多和朱迪·诺顿帮我解决了版式的问题。任何遗漏的错误和不当之处都由我个人负责。
谨将本书献给我的两个好友：克里丝蒂娜和玛格丽特·梅。关于得失的问题，她们教我懂得很多。
新泽西州，霍普特康 1999年8月30日
1
梭罗的人生及思想
哲学家和思想者梭罗
“有了思想，我们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欢喜若狂。”——（《瓦尔登湖》，91；参看徐迟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是19世纪最广为人知的美国作家之一，也许只有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才能与之相比。后人把他们当作那个时代反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坡一直被认为是一位长于刻划都市人异化（如《人群中的人》）和幽闭恐怖症幻想（如《莫格路凶杀案》、《装淡味白酒的木桶》）的诗人，而梭罗则被认为是自然主义者。梭罗关于“听另一种鼓声”（《瓦尔登湖》，217）的人和关于自然保护的那些名言常常被引用在毕业典礼、演讲和招贴画上，然而，不管这些话变得如何耳熟能详，它们都是梭罗近两百万字作品中的标志。同样，他那些更加有名的生活插曲——在瓦尔登湖两年又两个月又两天的“旅居”，因为拒付人头税而在监狱度过的那个夜晚，或是他在康科德中心学校当教师时曾经鞭打过学生——这些都可以帮我们简化他的复杂个性，只把他当作是美国大传统下的一个怪人，这样，即使他和他的思想（无论其“节拍”如何）是那样“遥远”（《对市政府的抵抗》，217），我们都能够接受。
在梭罗的时代，有一些人十分重视他。一位早期评论家称他是“美国的第欧根尼”（布里格斯［Briggs］，314），认为梭罗类似于那个古希腊伟大的愤世嫉俗者。当梭罗力图成为在精神生活上更有影响力的人，而不是从事更实用的职业时，他亲密的良师益友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很是失望（《梭罗》，331-332）。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梭罗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思想却延续下来。哲学家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也很看重梭罗，例如，在《〈瓦尔登湖〉的意义》中曾将梭罗与维也纳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相比较。而且梭罗对会哲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对穆罕德斯·甘地（Mohandas Ghandi）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思想有很大作用。在大部分人心目中，梭罗的形象仅限于那些被引来引去的话，而上面如此种种不同的比较点或影响点，开始让我们对梭罗有了新的认识——他要复杂得多。
在梭罗的复杂性中，他表现和揭露了可以说已充斥于美国生活的矛盾。一方面他似乎背弃大众生活而去实验“森林生活”，而另一方面，他又似乎具有颠覆社会秩序的革命冲动。1859年，约翰·布朗发起哈帕斯渡口起义，袭击美国军火库，同年12月布朗被判处死刑时，梭罗曾发表了激烈的演讲来为布朗呼吁。而且，梭罗决不只是说说而已，正如他谴责那些空谈者一样，他用实际行动来说话，比如帮助逃亡的奴隶，以及帮约翰·布朗起义军中的一个人逃往加拿大。即使因为梭罗的反战态度而使他看起来象个不抵抗主义者（比如反对1846至1848年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他同时也是好战的。所以梭罗的思想具有矛盾性，而且很难在其前辈中找到与之相近的例子。至少在这方面，借用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Carl Jaspers）的话，可以说梭罗是个“楷模”。 雅斯贝尔斯曾用这个词来形容梭罗的四位伟大的而久远的老师：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他说到的这几位老师的“历史性和唯一性”，正是梭罗在更小意义上与他们所共有的特性（《伟大的哲学家》，第一卷，3）。
如同四位大师一样，梭罗也常用叙事体（大多是寓言与神话）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并从中引出箴言。还有一点，梭罗也和他们颇为想像——即与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哲学家相比，他的思想没有什么系统性可言。比起思考那些宏大的哲学问题或是建立一个独立一致的逻辑体系来，梭罗更关注生活世界里语言和行为所包含的东西。实际上，梭罗在讲故事时想到的哲学问题，似乎只是为了作个结尾或是引向其他问题的思考。（举例来说，他曾问到：“怎样一种空间才能把人和人群隔开而使人感到寂寞呢？”［《瓦尔登湖》，90］，这只是为了用一个故事来作出结论，即他曾遇到一个市民同胞的故事。那人赶路到市场去，路上问梭罗如何做到了“抛弃那么多人生的乐趣”，之后梭罗回家睡觉了，而那人却还得彻夜赶他的路。）正如一位当代评论家所说，不论用什么哲学术语来分析梭罗，他的作品都是在最广泛的哲学意义上对各种世界观的描述（贝克曼［Bickman］，100）。而梭罗自己的话则更为清楚：“要做一个哲学家的话，不但要有精美的思想，不但要建立起一个学派来，而且要这样地爱智慧，从而按照了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瓦尔登湖》，9）。
对历史上两种不同模式的哲学家的分化过程进行全面探究并非这里讨论的话题，但他们确实如此：哲学逐渐被认为是只关注那些行动之前乃至思想之前的事情（例如，确定思想的可能形式），或是只关注行动的后果（只是评价已有的事物，却不愿去改变它）。哲学家开始被认为与实践脱节，而在这方面梭罗则是个与实践结合的典型例证，颇有些东西可讲，——因此对于哲学家模式的改变，梭罗的贡献不容小觑。从“标准模式”里分化出来的哲学家还包括萨特，或者还有加缪、罗素、乔姆斯基，他们都既是思想者，又是实践者。但有趣的是，一些人作为哲学家和他们作为社会活动家所做的事大相径庭。不钡:?阀:罗都似乎有点超脱于时代的步伐和更替次序，他更象一个楷模而不是正统的哲学家——当然这不只是因为梭罗的作品总是能证明“知识无止境”这句格言。
不单是梭罗一个人将正统的哲学研究所追求的东西与生活品质相比照，比如还有上面刚刚引述的四位人物。也正是因为梭罗追求在此意义上的生活，因为他的作品能够激发人们对这种追求的强烈兴趣，才使得他影响了好几代读者。每一代读者都带着全新的兴趣来读他的作品，这兴趣不只是学术上的，有时甚至完全不是。而且每一代人都会发现梭罗的一个或多个侧面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本书则试图从一个简短的生平概述入手，对梭罗的生活和作品的几个方面进行剖析。
大学教育和早年生活
亨利·戴维·梭罗第一次被点名提到，是1837年8月他从哈佛大学第19届43班毕业的时候，那年他20岁（传统上毕业典礼多在夏末举行）。在进哈佛大学时他差点儿没通过入学考试，毕业时也不过勉强是个中等生，显然在这段时期内，以大学的标准，梭罗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使自己脱颖而出。不过，通过参加一个关于“当代商业精神”的辩论或“讨论会”，梭罗倒确实加入了毕业典礼上的知识分子行列。他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对自然之美赞赏有加，认为它超乎自然的实用之处，而这恰恰昭示了梭罗此后作品的主题。由于这篇文章构建了一种简练的预言性叙事，因而使我们联想到梭罗的灵感是来自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8月31日在ΦBK联谊会（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上发表的著名演讲。而传记作家认为，由于梭罗在毕业典礼上的角色定位，才使他从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地）回到了康科德城的家乡（城西约12英里的地方），或许这也预示了他后来的其他发展方向（理查森［Richardson］，《一种精神生活》，8-23）。在梭罗与爱默生的关系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进哈佛大学意味着什么？而梭罗是如何去那儿的？
尽管亨利·梭罗的家人在当地都算有文化的，但四个孩子中也只有梭罗上了大学（还有哥哥约翰、妹妹海伦和索菲娅，他们三个都在不要求学位的学校里教书，梭罗死后，他的著作一直由索菲娅负责整理）。亨利生在康科德，长在波士顿，他父亲曾在波士顿教书，后来又到马萨诸塞州的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开了一家商店，1823年, 当亨利还是个孩子时他们家搬回了康科德——他在《瓦尔登湖》中提到过这次回迁。他父亲接管了妻舅查尔斯·邓巴在康科德创办的一家铅笔厂。亨利的母亲辛西娅在家里接待学生寄宿以贴补家用，但她还兼着镇上的一分慈善工作。亨利上过一家私人“幼儿园”，之后就读于康科德公立中心学校（后来他在那儿教了几天书）。再后来，约翰和亨利进了康科德的一家私立专科学校，并且梭罗参加了康科德学会的演讲活动——一般来说，这种机构都致力于教育事业或社会“进步”，19世纪盛行于新英格兰的各个市镇。无论亨利、还是约翰的受教育状况都与这种学会的盛行不无关系，但只有亨利愿意坚持读下来，而他的哥哥和两个妹妹都去教书了。用现在的话说，梭罗的家庭背景大致是中产阶级。为了建造一所属于自己的永久性住宅，为了发展一份家族事业，这个家庭费了不少功夫，但他们的职业仍然是中产阶级里的非专业技术人员。最后，他们在康科德的中心大街拥有了一所颇有意义的房子——因为这是梭罗帮着建起来的。自从1859年梭罗的父亲死后，梭罗就一直住在那里养活他的母亲和妹妹，直到1862年他英年早逝。
1833年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与今天相比，根本谈不上什么竞争性，尽管那时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率非常之小，只有1:1300，而如今是1:20。在当时，大学教育背景还没有成为商业、工业、教育业等行业的就业条件，除了牧师和医生以外，其他任何行业都未要求这一点。不过，虽然支付教师酬劳、购买仪器设备和技术以及其他开支都会使学费增加，但还不至于昂贵到只有特权阶层才付得起。那时，哈佛大学已经大约有两百年的历史，但只是以“授课”的形式而存在（或许有人限定了这一点），大学的教育方式仍然是背诵。这种教学实践反映出了“大学（college）”一词的词源：“一起朗读（reading together）”。学生要根据其学业完成情况来积累学分，若是行为不端则要被扣分（包括逃避做礼拜），最后，毕业时学分要达到1万分以上。在我们想象中现代大学应具备的完善的课程表，对大量课程的教师分派，以及相应的职位要求，那时候都还没有。当时梭罗的主要学习方向是语言（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英国文学史、数学和哲学。学校除了提供给他深入学习语言的机会外，也许在大学教育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方面就是让他们定期练习写随笔和作文。
1835到1836年间，梭罗请了一个学期的假到马萨诸塞州的坎顿（Canton）附近的一所学校去教书（这是他第一次完全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在那儿梭罗和一神教的教长奥里斯特斯·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一起住了六个星期，向他学习德语（此人后来又皈依了天主教）。接下来的那个春天，梭罗因为生病不得不又休假，但时间短些。传记作家们认为梭罗最后死于肺结核，也许就是这一次留下的病根。1836年7月，他成为康科德桥纪念碑落成仪式上的唱诗班成员，从爱默生的“康科德赞歌”唱到传统歌曲“过去的一百年”（这座纪念碑为那些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战士们而修建——至少在爱国故事里，这次战争是由来克星顿和康科德打响的）。那个夏天里有六个星期，梭罗和他的大学好友查尔斯·斯蒂尔斯·惠勒住在马萨诸塞州林肯市茀灵特湖边的一座棚屋里，之后他跟随父亲推销铅笔，去了一趟纽约。第二年，梭罗毕业了。其余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对他后来生活的一般描述中得知——比如不小心烧着了镇上的森林，在监狱里度过的那个夜晚，在瓦尔登湖的孤独生活以及刚刚45岁就死于肺结核——生命看起来充满了偶然。的确，生命有生命的麻烦，可是它有什么规律可循吗？
求职与谋生
像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一样，梭罗也不得不选择几条路来进入成年生活。认清哪些路是对他敞开的，哪些是对他关闭的，并且认清如何选择那些可走的路，这是至关重要的，要是能依靠某些“神话”就更好了，例如梭罗是个不切实际的人，在本质上他不会去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或联系康科德同乡以便在家乡以外的地方赚钱，而他的写作才能恰恰是对此的弥补。
梭罗刚毕业就在康科德中心学校谋到了一份教师的差事，报酬优厚，年薪在500美元以上，可以很宽绰地过一份中产阶级的生活。他很快认识了一些杰出的“超验主义者”，他们这个圈子像是个松散的思想家俱乐部，其中包括爱默生和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富勒与梭罗后来也保持了长期的私人友谊。而且，他开始坚持记日记，之后的25年里大约写了200万字。他还在家族的铅笔制造业务中进行了他的第一次技术革新，他充分利用了他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的便利，到处查找硬铅笔芯（石墨）的制作方法，从而发明了一种更好地研磨石墨的办法。但短短几个星期内，梭罗就辞去了教师的职务，原因是学校的学监命令他“鞭打”学生。不过，他换了个地方，仍然从事教书这一行，不久，他哥哥约翰也跑来加入他的事业。
教书、写作、制作铅笔，这三个领域中的每一个都可能成为梭罗的职业。当然，教书和写作之间联系更为紧密，二者可以互相促进。那一年约翰和亨利本来打算一起去肯塔基州教书，但约翰在罗科斯伯里（Roxbury）谋到了一个职位，计划便放弃了（那是一个波士顿远郊的农场区，后来成为中产阶级集中的郊区，而如今是个不断延伸的少数民族贫民区）。亨利一边在缅因州找当教师的工作，一边在家里开办了一个小小的私立学校，最后，在爱默生的帮助下，这个小学校由亨利的母校康科德专科学校接管过去了。在1838年的春天之前，他一直是康科德学会的秘书和管理员（负责安排演讲活动），那年4月，他发表了自己的演说，题为《社会》。而且，那年专科学校的入学学生增加了不少（如果学校的教学和经营都能得到重视，那么这是肯定的结果），于是约翰也回到这里，两人一起教书。他们还一起到梅里麦克河的源头做了一次航行，途经它的支流康科德河（梅里麦克河源于新罕布什尔州的白山，是东北部工业发展的重要河流之一）。关于这次旅行及他们兄弟的“友谊”，梭罗曾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1849）一书中回忆过，这本书主要是他在瓦尔登湖期间写成的。
梭罗一直致力于文学和教育，直到1841年4月专科学校关闭时才不再教书了，而学校之所以关闭，部分原因是约翰生病造成的。而糟糕的是，他和约翰居然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来自马萨诸塞州斯基尤特（Scituate）的17岁少女艾伦·西华尔。1840年，艾伦先后拒绝了他们兄弟二人的求婚。对他们来说，爱上同一个女孩且都被拒绝，是如此让人伤心却又如此幸运，因为一旦其中一个真的和他深爱的女孩结婚，那么另一个肯定活不成了。而即使这次拒绝封上了亨利的婚姻之路（虽然从长远来看未必如此），它也不防碍梭罗与“文学”好友包括与爱默生的交往。专科学校关门之后，亨利给爱默生当了两年管家（1841—1843），同时也在寻找一个更长久的工作（他曾琢磨着买一处农场）。之后他又在纽约的斯坦顿岛呆了半年，给爱默生弟弟威廉的孩子们当家庭教师，同时寻求与纽约文学界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纳撒尼尔（Nathaniel）、索菲娅·霍桑（Sophia Hawthorne）、贺拉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大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等重要人物。1842年1月，亨利的哥哥约翰因为被剃刀划伤而感染了破伤风（急性肌肉麻痹症），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对亨利来说，失去哥哥是他生命中最深痛的创伤。
1845年梭罗搬到瓦尔登湖去住，间接得益于他和爱默生长期以来的关系。起码从1836年他与查尔斯·斯蒂尔斯·惠勒住在茀灵特湖畔的那段日子开始，梭罗就常常寻找类似这样的机会了。后来，爱默生在瓦尔登湖畔买了一块地，他允许梭罗在那儿盖一座小屋，在小屋里梭罗完成了《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的初稿，并开始着手写作《瓦尔登湖》，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他的作家天赋。而且，如果离开了写作，梭罗将无法谋生——当然大部分作家都是如此。除此之外，梭罗也只能偶尔做些测量土地的工作，以及在爱默生去欧洲旅行期间又当了回管家而已。但是，梭罗在当地的坏名声却与日俱增，这缘于狱中那一夜他和监狱看守之间发生的小插曲，缘于他“一流人物”的地位的形成，以及他那些激昂的演讲——包括《论公民的不服从》或者叫《对市政府的抵抗》（1848）。梭罗也曾到处旅行，而不是一些传奇中所说的“不爱出门的人”。他在去科德角和缅因州艾兰格什自然保护区的旅途中所写的日记，后来都整理发表了。梭罗死后，他的妹妹又将这些文章编成两卷本出版成书（1861年当梭罗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就安排好了这一切）。另外，他还去过佩思艾博，跟一个勘察委员会到过新泽西州，去纽约拜访他的朋友布罗森·奥尔科特，和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会面，以及去白山和缅因州旅行，而最后一次是去明尼苏达疗养，并且看看那里土著居民的生活（这是梭罗长久以来的夙愿）。梭罗生前曾长期活跃于诸如“地下铁路”之类的废奴运动中，1857年他在康科德认识了激进的废奴主义者、革命党人约翰·布朗。1859年布朗的哈帕斯渡口起义失败之后，梭罗尊他为废奴运动的烈士。那些年，梭罗不仅保持并发展了与文学界人士的关系，而且与科学界人士也是如此，他和当时美国一流的博物学家路易斯·阿加塞兹（Louis Agassiz）一直通信，并送标本给路易斯。梭罗还喜欢收集印度工艺品和研究印度的语言，因而作为一个生活得井然有序的自然主义者，他又找到了第二种天赋，只是这天赋发现得迟了些（有些人对此也许会有争议）。1861年11月梭罗在旅途中写下了最后一段文字，而在此之前，他已经积累了200万字，其中包括几本书的手稿。此后，他微弱的生命只维持了几个月，1862年5月6日，梭罗死于晚期肺结核，5月9日安葬在康科德。
在其45年的生命中，梭罗表现出了对实际工作的超强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在他需要靠它们赚钱来养活自已或家人的时候。他勘测了康科德的许多土地，进行了好几项铅笔制作方法的技术革新，还帮助家里修建了两所房子，并且两度为爱默生作了很长时间的管家。梭罗交友广泛，终生致力于正义的事业，而且一直对社会现状倍加关注。他旅游、演讲、观察新英格兰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自然景观。他极力主张人们简化生活中的人为因素，主张人们根据原则去做事，并且要常常反省自己的状态和坚持正义。“简单、独立、大度、信任”是梭罗用来形容哲学家的词（《瓦尔登湖》，9），而他自己的简单和复杂则体现在《瓦尔登湖》中的每句话里，譬如相隔不远的这两句：
我们是属于社会的。
毫无疑问，别人可以来代替我们思想；可是如果他这么做是为了不让我自己思想，这就很不理想了。（《瓦尔登湖》，31）
对梭罗来说，“社会”即是近在眼前的那个帮我们盖房子的人，又是遥远的先祖留下的遗迹，还有古代哲学家们的那些文本。但社会环境从来不允许我们自己决定生活的方向，从来都遏制我们的生命关怀，但社会又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如果“楷模”的特性是，他们能发现人们揭露性和革命性的潜力（前提是他们已经了解这个社会），那么他们就应该激励社会成员去真正地思想——指一种思想实践和习惯，必要时会好似“发狂”（beside ourselves）。而就像这些楷模一样，梭罗也深刻了解他所在的文化传统，并试图对它进行变革，特别是那些来自于基督教《新约全书》的传统观念，它们在人们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另外，梭罗似乎还创造了一个“既是好战者又是不抵抗主义者”的例子——因此在某些方面对后来的甘地和路德·金都有很大影响。在那个民主社会里，梭罗自有他的一套生活态度。这个社会向未来开放，但它的过去却给它带来一些麻烦，其中不仅包括那些特有的宗教内容所代表的过去，还包括像斯坦利·卡维尔所说的，被当作宗教崇拜的“财富的神力”，而这种拜物教一直持续到今天（见《束缚与绝望》，401）。有段时间梭罗曾是康科德大部分地产的主要勘测员，因而他沉浸在地产界定和遗产转移的过程之中。而梭罗却总是避免拥有太多财富，因为他必须是“发狂”的（beside himself，后面我们将进一步看到对这个词的回应），在极大程度上他一直是如此。
和爱默生的关系
即使梭罗没有在1837年8月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那天去听爱默生的ΦBK联谊会演讲，他们也早已彼此知晓。而实际上，他们的关系发展得越快，他们就越难成为朋友或是保持良师益友与门徒的关系。时至今日，在美国文学史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美国哲学史），爱默生仍占据重要位置，以至于对他在《论自然》一文中那著名的想象“透明眼球”（《论文与讲演录》，10），什么样的评说都有，整整一个世纪都是如此，而且在他死后尤为甚之。对爱默生影响力的评价可能会有些夸张，但并不为过。至于梭罗，即使不把他一起算作和爱默生一样的作家，那么他也是一个日记作家。这可以追溯到爱默生曾经问梭罗是否记日记的问题上，据有人确证，正是因为爱默生的这一询问，梭罗才开始用日记来记录思想，也正是爱默生在他的颂文中对梭罗作出了最有影响、最为经典的评价：
如果他的天赋只是爱思考而已，那么他很适合过他的生活，但他的充沛精力和实践能力又使他看上去是生来成就大事业和作领袖的人。因此对于他放弃这世间少有的实干才能，我非常遗憾，我实在忍不住要指出他的缺点，那就是他没有抱负。因为缺乏这一点，所以他就无缘成为整个美国的管理者，而只能是一个美洲越橘党的头目罢了。缔造好霸权之后，某一天去种种豆子本来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梭罗那里却仍然只有豆子！（“梭罗”，331-32）
在美国这样一个到处都是霸权事务的国家，如此评价几乎意味着一种谴责，那不仅仅是爱默生个人的心痛和失望。读者们也许忘记了，爱默生在那篇颂文的结尾，强调似的将梭罗比作以高贵纯洁著称的“火绒草”，(333)。爱默生和梭罗的区别也集中表现在“霸权(empires)”这一问题上，对此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
可是那唯一的真正的美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可以自由地过种生活，没有(茶、咖啡、肉)这些食物也能过得好，在这个国土上，并不需要强迫你支持奴隶制度，不需要你来供养一场战争，也不需要你付一笔间接或直接的因为这一类事情而付的额外费用。(《瓦尔登湖》, 138)
这段话所反映出的梭罗对美国社会中那些商品的轻蔑，也曾在其他许多地方出现过。和历史上所有美国的批评家一样，梭罗对霸权的观念和实践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无论是真实的霸权还是虚构的霸权)。可是，对于当代读者及梭罗同时代的人来说，把茶、咖啡和肉视为不公平的产物，似乎有些夸大其词、本末倒置。那么，是不是没有了奴隶制或战争，霸权的产物就不复存在了呢？也许。它们会完全消失么？不可能。殖民体系、所有制体系或许会因此在某些方面发生变化，但不是本质变化。从梭罗的深层视角来看，仅仅是表面的变化就是没变化。而且，比起爱默生来，梭罗更懂得把握政治关系对不同个人的含义——不论这种关系是亲密无间还是远隔重洋、南北相隔，或东西对峙。
当然，两人的观点还是有相同之处的，这可以拿《美国学者》及爱默生的其他任何文章引以为证。首先，爱默生最为著名的主张之一就是，在学者生活中，“经验”比书本知识重要得多。他这样写道：“我只知道我所生活过的东西，我从经验中得到这些生活的知识……”这本是他和梭罗共有的一个观点，但是爱默生接着写最后一句话：“……（我从生活中获得多少经验），我就能征服和开垦多少未知的荒野，或者说我就能延伸多少自我存在的范围”(《论文与讲演录》，60)，这便是爱默生政治主张的精神版了，具有被认为是“命定说”的地缘政治学倾向。也许有人会认为，事实上这只是精神化的、隐喻的观点，因此不应被当作是对粗暴的种植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及建立霸权的认同。然而，为何爱默生一定要选择这些隐喻来描述精神世界呢？对这个问题的阐释，梭罗和爱默生在语言选取上的背离又意味着何种差异？梭罗是从来不相信只凭个人就可以把一种秩序、“统治”或“霸权”强加于人类社会或是自然世界的：
我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是我愿意每一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并坚持他自己的合适方式，而不要采用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方式。（《瓦尔登湖》，48）
我们需要旷野来营养……在我们热忱地发现和学习一切事物的同时，我们要求万物是神秘的，并且是无法考察的，要求大陆和海洋永远地狂野，未经勘察，也无人测探……我们需要看到我们突破自己的限度，需要在一些我们从未漂泊过的牧场上自由地生活。（《瓦尔登湖》，212）
我所说的‘西部’只不过是‘荒野’的另一个说法而已；而且我要说的是，荒野中的一切都是这个世界的宝藏……正是因为纽约的孩子们没有被狼喂养过，所以他们才会被北部森林的那些有过这种经历的孩子们所征服和取代。（《漫步》，112-13）
我从未拥有过一亩地，也从拥有过一个人和他耕种的土地：耕地应是土地的一部分，但更多的应是草地和森林，这不仅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是要通过植被年复一年的生长和腐烂，来为遥远的将来准备好一份物种模版。（《漫步》，126）
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某种程度上梭罗表现为自然主义者，而且由“种豆”这件事引出了不少比喻。如果不看其他方面，比较梭罗和爱默生时，我们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看待一种似乎建立在生态学基础上的哲学，并要试图理解这种观点可能影响的方面；以及我们如何评价那个时代的不同观点有多少差异和分歧。而我们也许还会问，是什么促成了爱默生的表达方式中所包含的对统治、理智或政治的渴望，而梭罗则是对关系的渴望？它们是否可以和谐共存，而同时又自成一格？
要对爱默生和梭罗观点的异同进行更为深入的评价，就需要引用下面这一大段话，这段题为“一个人”的文字明确表达出了《美国学者》一文的主旨。爱默生写道：
这个古老的寓言中包含了一种全新的、至高无上的道理。那就是，“人”只是部分地存在于所有的个人中，或是通过一种官能得以体现；你只有观察整个社会，才能看到他整个人。所谓“人”不是农民、不是教授、也不是工程师，而是他们全部。他是牧师、学者、政治家、生产者和士兵。在分化的或社会化的状况下，这些职责都已分派给不同的个人，每个人都致力于完成自己的工作量，并且互相履行职责。这个寓言意味着，个人要想能够支配自己，就必须从自己的劳动分工摆脱出来，去感受所有其他的劳动。但不幸地是，这最初的统一体，早已被众人分割地如此细碎，四处洒落，以致于它就像泼出的水滴，再也无法聚合。因而社会的状态就是，其中的成员都是从躯体上被砍下来的一部分，这样，在街上大摇大摆的只是许多会走的怪物而已——也许是灵巧的手指、也许是脖子、胃或肘部，但绝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论文与讲演录》，54）
这个关于“一个人”分化的寓言，实际上讲的是“人类的衰亡”的故事，只是没有涉及到原罪这一点。在许多其他文本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影子，比如弥尔顿（Milton）在《雅典大法官》中对地狱判官的故事改编（《约翰·弥尔顿散文选》，234-36），莎士比亚的《克利奥兰纳斯》中关于身体政治的意象（例如，1.1. 100-67），以及马克思关于劳动分工的论述（《资本论》，第十四卷［XIV］：276-303，尤见289页）。人类生存的可能性在减少，人们被迫处于离散状态，缺乏整合，就像身体的各部位被分开一样。这是梭罗和爱默生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看待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对爱默生来说，分化的状态是既定的，与这个社会相称的，这一观点甚至影响了“思想者”的地位：
在社会分工里，学者被授权为智者，在良好的社会里，他是“思想者”。而在一个衰落的社会，当他注定要成为社会的牺牲品，那么他宁可成为一个纯粹的思想者，或者更差一些，成为对他人思想的鹦鹉学舌者。（54）
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纯粹的思想者”，只消心不在焉地随便想想，和其他社会机能毫无关联；而另一个却是整合了“人”的所有机能来进行思考的，借用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类似的话说，“不是作为律师、水手、天文学家或自然哲学家，而是作为一个‘人’”（“序言”，《莱利考·巴兰德》[1802]，257-258）。爱默生对此问题的看法始于“社会需要分化”的假定。而分化终将被战胜，不是通过改变现实的社会关系，而是通过将整个自然界的更广阔视野融入到思考之中来实现的，从而“古老的箴言‘了解你自己’，和现代的箴言‘探求自然界’，最终合为一体”成为一条箴言（56）。
从爱默生对这一问题的表述，到他的解决方法，其中他是否做了适当的转变，这仍然是个问题，对我们来说，这也是无法回答的。但是，他最初的假定用抽象语言陈述，因而也只能用抽象语言来解答。他剖析的方法有些类似于“大声地思考”，使听到或无意听到他思想的人会不自觉地跟着他的思路走，这是一种间接的思维方式。而我认为，梭罗不同于爱默生，梭罗的影响方式更像是一种主动的社会关系，华兹华斯指出，梭罗是“一个对大众说话的人”——他用的是通俗的口语，也常常说题外话，而且好争辩，喜欢用方言或对话的方式，而爱默生却是师长作风，说话威严傲慢，滔滔不绝，旁人无从插嘴。他们的区别还在于，梭罗的文章不是以一般事实的抽象概述作开头，而是详细的观察资料：
我看见青年人，我的市民同胞，他们的不幸是，生下地来就继承了田地、庐舍、谷仓、牛羊和农具；得到它们倒是容易，舍弃它们可困难了。他们不如诞生在空旷的牧场上，让狼来给他们喂奶，他们倒能够看清楚了，自己是在何等的环境辛勤劳动。谁使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瓦尔登湖》，2）
爱默生也许会说，梭罗所指的只是那些陷入耕作劳苦中的“农民”的境遇，“而不是那个高高位于农田之上的‘人’”，但是爱默生的观点是先验的（实际上农民无需外在神力就能“看见他的容器、他的手推车、他的洗涤槽……”）。比较起来，梭罗的观点则带有存在主义和政治化色彩，他的言下之意是某些人或某些人的环境造成了这些社会关系的存在。我想其结果就是，梭罗的观点使我们相信社会关系从而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改变的，而爱默生的观点却趋于仅仅让我们回到认识论以及此后的形而上学问题上。爱默生能够将经验事实迅速归结为诸如“命运”、“本性”之类的抽象概念，使经验层面看起来倒像事物的本质，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实在没什么可讲的。而且可以确证的是，梭罗曾专门花了大量篇幅来不指名地批判爱默生，如果没有梭罗文章里的这些接连不断的颠覆性评述，那么，爱默生的思想在其自身的理论前提下，也许看起来要比实际上稳固得多。
然而，梭罗并未与爱默生正面交锋。考虑到他们之间的从属关系——爱默生曾两度雇佣梭罗，并允许他使用瓦尔登湖畔的土地，因此无论是就个人而言还是按理智行事，梭罗对爱默生的态度都近似于这样一种感觉：不咬喂食的那只手——即使咬也至少不那么明显。我们也可以想象，在那个还没有还原性精神分析的社会里，爱默生的文章所赢得的先入为主的优势：他是第一个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的作家。那时，在梭罗曾管理过一阵子的康科德学会中，在梭罗曾担任“总编”（现在的叫法）的那份杂志里，爱默生的言论都占据了支配地位。如果说是爱默生对瓦尔登湖畔那块地的所有权使得梭罗能够造一所小屋住在那儿的话，那么梭罗付出的时间和劳动也使得爱默生能够赴欧洲旅行（例如，1847-1848年间，他曾给爱默生当管家）。他们的关系意味着一种共生，但他们缺乏足够的交流。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梭罗开始记日记时写道，是一位朋友敦促他记日记的，但却没提这个朋友是谁（而最有可能的就是爱默生）。因此即使是在日记这种相对私人化的介质中，梭罗也不肯直接承认爱默生对他的个人影响。
最终，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大概是梭罗的哥哥约翰和后来他心目中的英雄约翰·布朗），梭罗在其作品中没有特别提到什么私人关系。当他的语言与爱默生的太过相近时，他会通过变换语境来改变或削弱原有含义，而且他会在后面写上类似于文章模式的一些话，比如“人们说着或想着X，但真理却是Y”。这样的话对它前面的话来说是一种背离，但这种背离却开拓出了新意义的一片天地。所以，梭罗看似默认爱默生为前辈，而与此同时又在声明，他现有的思想并非来源于对他人思想的任何形式的信奉。
未被倡导的思想
“天才决不是任何帝王的侍从”——（《瓦尔登湖》，39）
在知识界，许多思想和作品是由学校、研究机构或赞助者来“倡导”的，因为在学术成果中有他们的利益存在。如果某种思想只是无利益关系的单纯对知识或真理的追求，（从表面上看学术界就是如此），那它就会被拿来标榜什么叫“学术自由”，而留给作者的只是难以言尽的痛心，作者的收益也只是些稿费而已。思想本应是永远被追求和发现的对象，即使在知识或真理与之被赋予的利益相悖时也应如此。但作家和思想家，同其他劳动者一样需要谋生，因此必然会为适应市场终端而做方式上的调整，例如为客户量身定做专门为之服务的思想和作品。所以，作家和思想家要想保持其独立性，就必须时常注意警惕那只给他们喂食的“手”的影响。
而梭罗保持精神独立的意愿使他能够“在一些没有束缚的地方说话”（《瓦尔登湖》，216），他的这种想法多处可见，但在此处关于一个编篮人的寓言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不久以前，一个闲步的印第安人到我的邻舍一位著名律师家中兜卖篮子。“你们要买篮子吗？”他说。回答是：“不，我们不要。”“什么！”印第安人出门叫道，“你们想要饿死我们吗？”看到他的勤劳的白种人邻居，生活得如此富裕——因为律师只要把辩论之词编织起来，就像有魔术似的，富裕和地位都跟着来了——因而这印第安人曾自言自语：我也要做生意了；我编织篮子；这件事是我能做的。他以为编织好篮子就完成了他的一份，轮下来就应该是白种人向他购买了。他却不知道，他必须使人感到购买他的篮子是值得的，至少得使别人相信，购买这一只篮子是值得的，要不然他应该制造别一些值得叫人购买的东西。我也曾编织了一种精巧的篮子，[习惯上，梭罗这句话被认为是在说他的第一本书《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我并没有编造得使人感到值得购买它。在我这方面，我一点不觉得我犯不着编织它们，非但没有去研究如何编织得使人们觉得更加值得购买，我倒是研究了如何可以避免这买卖的勾当。（《瓦尔登湖》，12）
梭罗拿自己开了个玩笑（至少开头的话是如此），这也许是说那个“闲步的印第安人”的老套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谅解的。在《瓦尔登湖》的“经济篇”中，梭罗为了适应读者而不得不时常这样调整其论点的表达方式，这也是为了追求梭罗称之为“真正的美国”的自由形式所必需的步骤。这种规避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对其工作的规避——因为梭罗公开承认他只愿意编织篮子。而确切地说，规避的目的在于避免参与我们如今所说的“交易循环”或“商品文化”（应该说，不是绝对避免，而是尽可能避免），以保持那种依从于个人意愿的“编篮子”的自由。至于所谓“商品文化”， 华兹华斯在其著名的十四行诗《因为我们，世界变得太多》中，将简约为“获取和消费”。
我们也应看到，梭罗对市场影响力的抵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纸上谈兵，而且延伸到了众多其他影响上。例如，尽管梭罗为了废除奴隶制度而积极活动，在约翰·布朗的哈帕斯渡口起义失败之后仍尽力支持他，以及通过“地下铁路”帮助奴隶逃亡，但梭罗却拒绝参加任何废奴主义者的团体。如此规避的道理在于对个人职责的明了和对联合事业的怀疑，因为其中多数人的意志会影响到个人的良心。在爱默生看来，梭罗拒绝“统帅”的职位，（或参与一种比“美洲越橘党”更严格的组织），这是梭罗一个很大的缺点。而我们或许会认为梭罗的拒绝态度是我们所说的“自拆台脚”，最终使自己的目标无法实现。
关于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理查德·波瑞尔(Richard Poirier)著有一本颇有影响的解读著作（即使现在稍显过时），其中他阐释了作家的为什么拒斥那些强加于他们的市场制度、政治或宗教的“正统观念”以及其他意志安排，并且还阐释了他们寻找“一个别处的世界”的信仰，此语也恰好是波瑞尔所用的书名，莎士比亚笔下的克利奥兰纳斯曾说过，寻找“一个别处的世界”（《克利奥兰纳斯》，3.3，135）。波瑞尔认为，这些作家力图创造一个虚构的替代品，一个更为纯粹、更为理想的精神家园，来对其社会文化环境作出抵抗，他们是用文字来反对他们看到的这个肮脏的、充满斗争的社会的。正如他所说，梭罗们似乎觉得，那个家园里没有真实世界的一切束缚，没有那些支配社会的制度，只有那儿才可能满足他们的渴望“（波瑞尔，5）。因此，他们致力于用语言塑造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而无需那些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支撑”，尽管他们自己也承认这种努力所引发的对语言的庞杂修饰，使得这个创作出来的环境只是存在于写作风格中而已”（16-17）。波瑞尔说，其结果是“这样一种审美，即作者太过专注于创作活动，以致于总是否认其创作的成果（创作的客体或存在形式）的终结性，艺术成为一种行为而不是行为的产物”（21）。这样定位的必然结果是，写作成了一种寻求清醒的表演。然而重要的是，虽然梭罗确实也否认过创作活动的终结性，可是与其他人尤其是爱默生相比，梭罗似乎不太信服那些支配真实世界（假定为真实）的“制度现实”，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我的意思是说，他更倾向于认为这些制度只是局部的、具体的产物，它们也许接近于更深或更高层面的真理（它们也确实有其实际作用，就像真理和虚构也可能具有的作用一样），但却没有完全达到真理本身所应具备的条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似乎无法完全囊括梭罗的所有意图，在所有其他问题上也都是如此。而波瑞尔的阐述对梭罗的情况而言则非常贴切适用，因为它指出了梭罗对强制秩序的抵抗，以及梭罗著作中隐含的反对态度的暂时性。它唯一不恰当的一点就是，梭罗似乎对现实世界一直抱有信心，比起现在我们不断遭受打击的志气，他的信心要高得多；而且他还保持了一贯的思想开放性，相信他所写的作品会被超越，认为事实上“天亮的日子多着呢”（《瓦尔登湖》，223）。
待讨论的问题：
1、请思考梭罗关于“社会（community）”这一概念的详细情况，并比较他对社会的表述和他作为个人主义者的观点。他关于社会的思想在哪些方面看起来是平常的，又在哪些方面是有创见的？
2、在爱默生写给梭罗的颂文中，他对梭罗主要的抱怨是什么？这说明两位作家之间存在怎样的区别？
3、举例说明一种“思想”或一部作品是如何以本章所说的方式而被“倡导”的，从梭罗的观点来看，这种倡导显然错在哪里？
4、在波瑞尔所说的“支配现实世界的制度”与梭罗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梭罗对自身意志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强调说明了什么？波瑞尔对“真实世界（real world）”的用法是如何被限定的？梭罗显而易见的抵抗态度是如何使其作品中“社会（community）”的含义复杂化或是明晰化的？
2
《瓦尔登湖》
关于定位的思考实验
“其实，无论什么书都是第一人称在发言，我们却常把这点忘掉了。”——（《瓦尔登湖》，1）
梭罗从1846年开始写《瓦尔登湖》，一直修改了七稿，1854年才最终出版。那十年被认为是美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作家的作品也层出不穷。它们中间最有名的是《红字》、《莫比·迪克》、《汤姆叔叔的小屋》、《草叶集》。在属于此次复兴第一个阶段的作家中，只有爱默生和坡（逝世于1849年）的作品要早于上述作家的作品。1836年爱默生发表了《论自然》一文，居然有一本书那么长，之后又出版了《随笔：第一集》（1841年）、《随笔：第二集》（1844年）、《论自然；演讲集》（1849年）和《卓越的人》（1850年）。当时流行的书主要是一些旅行手册或“游记”（梭罗曾随意读过几本），麦尔维尔的早期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也都模仿过这些书，但他小说的叙述范围相当大且不断延伸，使之成为结合了哲学思考的叙事。
虽然梭罗的《瓦尔登湖》也显然是对独居森林实验生活的一种叙述，但他对那些游记颇有轻视之意，在书的一开始，他就说：“我乐意述说的事物，未必是关于中国人和夏威夷岛人的，而是关于你们，这些文字的读者，生活在新英格兰的居民……”（《瓦尔登湖》，2） 梭罗这么说，似乎是要混淆人们对作品类型的判断，而实际上同时他又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相对较小的、直接的受众范围。其间的双关语当然也十分明显，在新英格兰方言里，“not so much（未必）”不只是“not at all（一点也不）”的同义词，它的言下之意是“but possibly somewhat（有几分可能）”；而“fain（乐意、巴不得）”不仅是“be eager（热切）”的意思，而且还是“feign（假装，＝make a pretence）”的同形异义词；至于“said to live（［据说］生活［在新英格兰］）”则是对“活着”的含义提出了质疑。这段文字的语气，时而热情诚挚，时而又变成尖锐却含蓄的讽刺，但那些强烈的用词使文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两种语气互相驳斥的尴尬境地——就像一个人无法同时诚挚而又冷嘲热讽一样。
西方哲学的演讲或论文的传统形式通常只是辩辞、书信、对话、专题论文几种而已，这样可以使受众参与到主讲人或作者的问题中来。梭罗的叙述者从对他意图的解释开始，引出了他的读者，因此他也是由对他人的注意切入他自己的问题中的。然而由于措词不断在两种角色之间转换，以及语词自身具有模糊性，所以文章的意图似乎也在自我增加并分化，就好像坚持让一个人离另一个人非常之近，以让他听清楚那人在说什么一样。传统上，哲学家们通常使用明晰和有恰当意义的词汇进行论述，而语言本身即意味着事物或思想（或是两者）的逻辑顺序，因而只需用言语或符号的方式进行推理就能得出结论。若有论述不充分之处，哲学家们则会趋于采用以下两种补救措施的一种：（1）试图通过探究词根含义和词源来清除连生词、难以捉摸的词义和行话（即用于欺瞒外人、隐匿行内秘密的语言）；（2）创造一些新词，或者用抽象符号代替语汇，以获得更加严密的外延。然而，尽管历史上有太多人使用这些措施，但却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以致于语言本身成为哲学的一个问题；因此，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对语言的关注是作为哲学的一个主要争端存在的。对于哲学的传统目的来说，语言被认为是一个永远无法消除的障碍，因为虽然它作为一种或一系列现象具有可释性，但这种解释需要足够的稳定性，足以能够寻求永恒真理——而语言从来不具备这一点。但随着哲学的模式开始有些变化，梭罗的那些寓言和双关语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使昔日的一路障碍变为一路通途。对语词含义的变化趋势进行抵制，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又会强调它，词义会更加滑向那一边，与其如此，倒不如像梭罗一样，将之开发为思想的一种资源。梭罗十分偏爱引喻和一词多义，他甚至常常用纯言语的双关语转喻，将风马牛不相及的能指联系在一起，就好像那语音的表面关联意味着思想或现实的更深刻、更超验的关联似的。
梭罗一贯复杂的言词与先验主义者早期作品中的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思维方式上他与小说家（比如麦尔维尔）更接近。因为对哲学中仍存在的问题，美国超验主义者开始并未采用批评的方式，而是曾经一度几近于异常无知和冷漠（有人认为这实在荒谬）。例如在爱默生早年的文章《论自然》（1836）中，他这样宣称：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是无法回答的。我们必须相信造物的完美性，以至于无论事物的秩序引发我们的何种好奇，它都能满足这种好奇心。对于人们提出的疑问而言，他们的生活状况就是一种形象的解答。在将这种生活状况理解为真理之前，人们必须将它视为生命本身。（《论文与讲演录》，7）
这段话是说如果人们简单真诚地生活，到达一定境界时，那么真理将会显现；如果能避免前人书里的那些失误，那么所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生，甚至于：“无论真正的理论在何时出现，它都将证实它自己”（7）——因为象征与思想总是固定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爱默生似乎在告诉我们，纵观他的一系列论文，其中大部分的戏剧性都来自于看他和他最初这些简单假定的复杂性和冲突性作斗争——这些假定在其简单性和对历史意识的抵制性上，几乎是幼稚的。而相比之下，梭罗最初的假设似乎是更为复杂和难以捉模的真理（他用的是“易变的” [volatile]一词［《瓦尔登湖》，217］），这就要求在语言和想像力的使用上更加灵敏、富有弹性，下面这段话出自《冬天的湖》一章，它看来是在反击爱默生的主张：
睡过了一个安静的冬天的夜晚，而醒来时，印象中仿佛有什么问题在问我，而在睡眠之中，我曾企图回答，却又回答不了——什么——如何——何时——何处？可这是黎明中的大自然，其中生活着一切的生物，她从我的大窗户里望进来，脸色澄清，心满意足，她的嘴唇上并没有问题。醒来便是大自然和天光，这便是问题的答案。雪深深地积在大地，年幼的松树点点在上面，而我的木屋所在的小山坡似乎在说：“开步走！”大自然并不发问，发问的是我们人类，而它也不作回答。它早就有了决断了。“啊，王子，我们的眼睛察审而羡慕不置，这宇宙的奇妙而多变的景象便传到了我们的灵魂中。无疑的，黑夜把这光荣的创造遮去了一部分；可是，白昼再来把这伟大作品启示给我们，这伟大作品从地上伸展，直到太空中。”（188）
这段古怪晦涩的话告诉我们的是，哲学对于个人来讲开始是一种无法回答的问题和一种疑惑的感觉（也许有人总是超越不了这一状态），而这段话也明确了一点；大自然不会提出我们所问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是我们自身的。大自然展现的是“她”自己（将之拟人化）的不同侧面，而不是我们的不同侧面，也许我们会由此推论，我们自己是在我们的抗争中展现的。此外，上面这段话的末一句引自一篇梵文（梭罗是由法译本《哈里维萨》［Harivansa］译出的），由此梭罗指出，一种事物的展现会遮掩和取代另一种，但他却没有提到其反语：如同阳光会将星光隐藏，白昼也会掩盖黑夜的景象。因此这句反语完全可以真实表达梭罗的见地，并且也是大自然中关于我们生活的“一种无法回答的问题”。
梭罗曾经这样问：“为什么恰恰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事物构成了这个世界”（《瓦尔登湖》，150），看起来他已经假定“这些事物”的确“构成了这个世界”，这好像已经回答了他自己。同时，因为有不同的情况存在才会引发这一问题，所以梭罗似乎满足于甚至赞美这差异的出现，好像作为审美和认知动力的疑惑感觉来自于这种差异——即相信统一性的同时却出现了多样性。鉴于梭罗最终朝着自然科学实践的方向发展，所以对他在《瓦尔登湖》中运用哲学思考对此问题所做的解答，很值得在此一提：
如果我们知道大自然的一切规律，我们就只要明白一个事实，或者只要对一个现象做忠实描写，就可以举一反三，得出一切特殊的结论来了。现在我们只知道少数的规律，我们的结论往往荒谬，自然罗，这并不是因为大自然不规则，或混乱，这是因为我们在计算之中对于某些基本的原理仍是无知的缘故。我们所知道的规则与和谐，常常局限于经我们考察了的一些事物；可是有更多数的似乎矛盾而实际上却呼应着的法则，我们只是还没有找出来而已，它们所产生的和谐却是更惊人的。我们的特殊规律都出于我们的观点，就像在一个旅行家看来，每当他跨出一步，山峰的轮廓就要变动一步，虽然形式只有一种，但免不了横看成岭侧成峰。即使将它分裂开来，即使钻穿了它，也不能窥见其全貌。（194）
“一个事实”或“对一个现象的忠实描写”，显示了自然规律的统一性，这是不言自明的：“自然”即是我们以这种统一性意指的对象。我们假定这种统一性存在，是因为它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了。人们也许会选择实用主义或理想主义的认识方式，而这种方式既不能使能使人们靠近事物的真相，也不会让人们远离真相，因为无论朝哪个方向它都可以与之一致。而且，梭罗设定这些前提，不是作为论文开始的基础论述，而是他湖滨散记中的另一种观察而已，因而梭罗的叙述者试图描述的似乎是意识在自然中如何给自身定位，以进一步描述意识与自然、意识与其他意识、意识与它自身的关系（这里的意识处事于自然之中，而非其外）。简言之，梭罗与维特根斯坦下面的观点应该是一致的：“世界就是事实的总和”（《逻辑哲学论》，1），以及“关于世界为受限之物的感觉是一种神秘的感觉”（《逻辑哲学论》，6. 45）。
对现实的探究
《瓦尔登湖》的主题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包括它们彼此的关系以及它们与自身的关系。两年多湖滨生活的随记，却集中了如此广泛的内容，很难再有超过它的了（这个新英格兰的湖在地质学上是个难得的“锅穴”，即水面没有出入口的内陆深水体）。梭罗将话题集中在人类的基本需要上——无论是作家、思想家的需要，还是那些主要工作就是听人讲话的“穷学生”的需要。这里梭罗持的是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在这一点上他和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的视角是一致的，他否认传统上赋予知识进展的即定特权，就像爱默生所说的：“缺少胆量的年轻人只是呆在图书馆里，认为接受那些诸如西塞罗、洛克、培根的已有观点才是他们的任务，却忘记了西塞罗、洛克、培根当年也只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论文与讲演录》，57）。离开图书馆这一幕，瓦尔登湖成为沉思和写作的地点，而这里也许会让梭罗回忆起他翻译过的《哈里维萨》（也许还会回忆起其他东西），其中有一章《湖边》，那里维伯拉底（Vibhradja）“去过”的地方，而书中其他人物“只要想起这圣湖湖畔，就会立即重获他们那古老的虔诚信仰（《七个婆罗门的迁移》，8.13）”。
《瓦尔登湖》的叙述方式混合了箴言、轶事和寓言，由此它向学生和批评家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即关于我们如何区分世上那么多箴言的关系，并使之进入一种比现有结构更稳固的有序的等级结构。而也有人会抱怨这种混合的叙事方式，E·B·怀特就是其中一个，他把《瓦尔登湖》比作煎蛋饼，并且断言，梭罗“大概都不知道他自已在说什么”（《瓦尔登湖——1954》，360）。而后来的批评则揭示出了此书至少历经了七次修订的漫长过程。经过这些阶段，《瓦尔登湖》最终形成了季节性的结构（从夏天写到秋天、冬天，再到春天），以及章节安排上的辩证模式（这两者似乎可以互为注释），这也说明了梭罗的写作同他渴望的生活方式一样，都是十分谨慎的。书中采用的时间、时态、语气，抽象论述或具体叙事，都是按照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来选择的，这就为整本书规定了一种现象学上的真实性。
我们前面提到的梭罗在表达立场和思维习惯上的双重性在《瓦尔登湖》中随处可见，实际上，这种双重性或多样性可以说是反映了作者的认识状态和跳出书外的洞察力。当然，梭罗也并不因此就否认类似“真理”这样的词汇的恰当性：
我们所给予事物的任何一种面貌最终都无法像真理那样来维系我们自身。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处在应有的位置上，而是处在一种虚假的位置上。只因我们天性脆弱，我们假定了一类情况，并把自己放了进去，这就同时有了两种情况，我们要从中脱身就加倍地困难了。（《瓦尔登湖》，219）
“脱身”意味着从人为规定的束缚中超脱出来而获得清醒（就像波瑞尔在他的批判中所说的那样）。这段文字是梭罗特色的极佳体现，“虚假的位置”一词中包含了对诸如勘测、社会关系、正式辩论的隐喻，从而对认识论的困境进行了某种概述。它还明确表达了一种日常经验的两难困境；我们如何知道自己身处何方，知道这一点要涉及到什么？头脑中的两种情况，哪一种才是“正确”的？我们如何做出这一抉择？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那么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是什么或我们是谁？在我们自身之外，已然发现我们迷失了方向，而又将为我们指路的，那又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类似于爱默生在其《经验》一文中那感悟良多的大段沉思（此文被收在1844年出版的《随笔：第二集》中，另外与之相似的还有麦尔维尔在《莫比·迪克》中通过书中人物表述的反思，再远一些的是清教徒或加尔文教徒关于宗教争论的作品，其中以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的《被抛弃的人》（1799）最值得一提。通过引述这一系列题目，我意在指出，梭罗所关注的问题从认识论的困境一直延展到伦理和精神生活的各个维度，同时，他的语言又会使我们联想到，这在其他的生活情境中会是怎样的状况，比如在社交方面，浪漫爱情方面或是辩论赛中“虚假位置”的尴尬，或者是在探险或航行中，“虚假位置”的危险或灾难。我将之称为“两种情况的困境”，它描绘了这样一种意识的形式；它可包含许多不同种类的内容，但对规则或判断之间的冲突却保持敏锐的感觉。因此班杨笔下的克里斯蒂呐喊道：“我该怎么办？”——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 （《天路历程》，3）。下面我将要讨论的这种意识的困境，与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探究的，大体相同。
旁观者、自我及意识的困境
无论是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的叙述者，还是麦尔维尔在《莫比·迪克》中的叙述者伊什梅尔，都为了反抗当时环境的压力走入了孤独世界，这种叙事方式是他们之前的浪漫主义与愤世嫉俗派所通常采用的。伊什梅尔宣称，去往海边是他的“雷管和子弹”的替代品——使他没有自杀或杀人。而梭罗则用一段引语来作《瓦尔登湖》的开头，告诉我们他并不想“为沮丧写一首颂歌”（这是对科尔里奇［Coleridge］的《沮丧：一首颂歌》及那个流派其他诗歌的一种引喻），而“要像雄鸡一样劲头十足地夸耀……”尽管这引语如此吸引人，但梭罗的叙述者讲述的故事，显然与读者的期望不一致。他讲述自己事情的理由很特别，是因为人们曾询问他那些无法解释的行为。伊舍麦尔和《瓦尔登湖》的叙述者都在说同一件事，即寻找意识的重新定位，这是在友善情绪的烦躁情绪之间的选择，而也许友善会导致烦躁），这一定位也是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行为动机而发生作用的。梭罗的叙述者抱怨社会生活的环境和前景，由此引出了他下面这段率直的主张：
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61）
一些咬文嚼字的嘲笑者批驳这段文字英雄式的措词，指出即便在1846年，瓦尔登湖的水也没涨到林边，因此这段叙述没有意义，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事实上我宁可用“梭罗的叙述者”而不用“梭罗”，是为了避免本书成为纯传记性的分析）。就叙述者而言，上面话语的含义是清晰的：在社会中生活不是“谨慎地生活”，也不是“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简言之就是“过非生活的生活”。这并非是说“梭罗”做出这些主张是为了使其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使其对于作为叙述者的“梭罗”来说要非常之正确，从而使这个叙述者最终被解释为那个“有好几个生命可过”（215）的历史人物梭罗的化身之一。通过对在社会环境或“情况”之中所处位置的概念进行持续性考察，上述这些激进的关于重新定位的行为，将会对我们那些自以为是的认识形成一种透视。梭罗的叙述者将自己定位在“正常”经验的极端或边缘，这从接着上面那段话的文字中可窥一斑：
我要深入生活并挖掘出生活的全部内涵，要生活得稳稳当当，生活得像斯巴达人式的，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划出一块刈割的面积来，细细地刈割或修剪，把生活压缩到一个角隅里去，把它缩小到最低的条件中，如果它被证明是卑微的，那末就把那真正的卑微全部认识到，并把它的卑微之处公布于世界；或者，如果它是崇高的，就用切身的经历来体会它，在我下一次远游时，也可以作出一个真实的报道。（61）
“在我下一次远游时”意指“不是在这一次”，似乎他坚决要颠覆那些由人们信以为真的情况所带来的自满。而这种与人们肤浅认识的争论几近于全盘否定，以致于也招来质疑，被认为是缺少对问题的解答（生活是卑微的还是崇高的？）而要作出解答则要求有另一种更为全面的事实概括：“我看，大多数人还确定不了他们的生活是属于魔鬼的，还是属于上帝的呢，然而又多少有点轻率地下了判断，认为人生的主要目标是‘归荣耀于神，并永远从神那里得到喜悦。’”（61）梭罗避免否定当地传统的“基督教教义”（此词引自新英格兰初级读本中的简明教义问答手册），但也不会肯定它。大多数人的生活匆匆，源于凭经验得知的生活的不确定性，因而对于他们，“生活是卑微的还是崇高的”这一问题应该是开放性的，没有固定答案，因为凭经验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在修辞学上，这会促使思想者不再使用话语的固有形式，而是去尝试经验的（experiential）或实验的（experimental）形式（这两个词联系紧密）。然而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卑微的生活经历和崇高的生活经历都可以说是包含在经验之内的。所以它们只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真理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就如同我们从经验中知道，位置不同，看到的山峰也不同。
此外，梭罗的叙述者在下面一段话中还再次表述了对自然的意识的困境（意识位于自然之中而非其之外）：
有了思想，我们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欢喜若狂。只要我们的心灵有意识地努力，我们就可以高高地超乎任何行为及其后果之子上；一切好事坏事，就像奔流一样，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并不是完全都给纠缠在大自然之内的。我可以是急流中一片浮木，也可以是从空中望着尘寰的因陀罗。看戏很可能感动了我；而另一方面，和我生命更加攸关的事件却可能不感动我。我只知道我自己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可以说我是反映我思想感情的一个舞台面，我多少有着双重人格，因此我能够远远地看自己犹如看别人一样。不论我有如何强烈的经验，我总能意识到我的一部分在从旁批评我，好像它不是我的一部分，只是一个旁观者，并不分担我的经验，而是注意到它；正如他并不是你，他也不能是我。等到人生的戏演完，很可能是出悲剧，观众就自己走了。关于这第二重人格，这自然是虚构的，只是想象力的创造。但有时这双重人格很容易使别人难于和我们做邻居，交朋友了。（91）
从对《摩诃婆罗多》中阿朱那的回忆（即13.13-17；雷德克里斯南[Radhakrishnan]，146）到对睦邻的世俗观察，这一转变可谓是迅急的下降。“观众就自己走了”，则显然是已脱离肉体。但它走的是哪条路？它又在哪里呢？当人们发现要“面对的生活的基本事实”也许只是“虚构的，只是想像力的创造”，因而认识也是脱离现实的时候，这个旁观者是否又是对我们的一种安慰呢？那么“急流中的一片浮木”或是“空中的因陀罗”——即卑微或崇高——这两种“情况”或参照系中的哪一个将会保持下来？而我们也许问来问去只会发现，我们问的那些经验性的问题，却是关于一些先验性的而非经验性的事物。
梭罗所用的这个戏剧性的隐喻，向我们说明他不仅想起了《摩诃婆罗多》，还有休谟《人性论》中关于“个人同一性”的见解（第一卷，第四编，第6章）。同休谟一样，梭罗并未接受这样一种自我的概念：即“我们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它存在的连续性，并且无需论据就可确信它完美的同一性和简单性”（休谟，251）。而那个“旁观者”，在它自己走了的时候，也许就被忘却了。世上并没有能够取代存在的形而上的同一性，并且自我或个人也不是任何一种印象，而只是相关的几种印象和观念而已（休谟，251）。因此，梭罗耐着性子用“虚构”、“想象力的创造”这样形而上的词汇，也是为了说明“人的实体”的经验性。仍是和休漠一样，如果体系允许，梭罗将会把“关于我们思想和想像力的个人同一性，与关于我们感情或对自身关注的个人同一性”区别开来（休漠，253），因为在我们感觉先验的客体或形式时，恰恰将两者混淆在了一起。
我们作为主体而参与经验，作为代理人行动，并且观察着这种参与和行为。由于我们给自己定位的这种复杂性，由于我们称之为“意识”的“脆弱天性”，因而“我们并没有处在应处的位置上”。身处其他事物之中，我们必须“有若疯狂”（beside ourselves），尽管要“在清醒的状态下”——因为这是“思想”的主要含义。而“人的实体”的体验则是一种在忘我体验与自我存在体验之间的选择，从而陷入了对存在的体验和认识中，以及“旁观者自我”对此体验的批评之中。因此，梭罗通过他的叙述者表达的对诸多体验的描述，在我们看来也许是不可理解的，而实际上却是可以阐明的，下面这段常被引用的关于他种豆的文字将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当我的锄头叮当地打在石头上，音乐之声传到了树林和天空中，我的劳役有了这样的伴奏，立刻生产了无法计量的收获。我所种的不是豆子，也不是我在种豆；当时我又怜悯又骄傲地记起来了，我的一些相识的人特地到城里听清唱剧去了。（107）
另一段关于忘我的文字也是一个例证：
有时我看着一对鹞鹰在高空�信绦簧弦幌拢唤辉叮孟袼鞘俏易约旱乃枷氲幕怼＃�107）
这些文字既不是单纯的隐喻修辞，也不是主张其他生存方式，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在现象学上，它们是对意识状态的精确描述，这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经验中是少有的或极端的，但它们的确存在。它们描述的是旁观者观察自我或自身（作为代理人）经验的时刻，而此时自我或自身和其客体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我所种的不是豆子，也不是我在种豆”。人们会说，他们也可以描述出意识的极端状态，那是一种接近于生活极限的边缘体验，由此我们便会知晓我们是如何被限制的，用梭罗的话说是被“圈定”的（yarded，216）。
旁观者与作为代理人的自我之间的分化，使得梭罗在区分两者时对旁观者使用了拟人手法，但这种分化和不同个人之间的分立是不一样的，以致于主体“在清醒的状态下欢喜若狂”。而也许在我们自身范围内理解这种分化的唯一方法就是：两个自我或两种思维的并存，虽然这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我们上面提到过的“冬天的湖”一章的开头部分有两段话，从对自我的描述转为对自我和其他自我的思考，其中包含一系列的转变，因此有必要全部引用在此：
于是我干我的黎明时的工作。第一，我拿了一把斧头和桶子找水去，如果我不是在做梦。过了寒冷的、飘雪的一夜之后，要一根魔杖才有办法找到水呢。水汪汪的微抖的湖水，对任何呼吸都异常的敏感，能反映每一道光和影，可是到了冬天，就冻结了一英尺，一英尺半，最笨重的牲畜它也承受得住，也许冰上积了一英尺深的雪，使你分别不出它是湖还是平地。像周围群山中的土拨鼠，它阗上眼睛，要睡三个月或三个月不止。站在积雪的平原上，好像在群山中的牧场上，我先是穿过一英尺深的雪，然后又穿过一英尺厚的冰，在我的脚下开一个窗，就跪在那里喝水，又望入那安静的鱼的客厅，那儿充满了一种柔和的光，仿佛是透过了一层磨砂玻璃照进去的似的，那细沙的底还跟夏天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一个并无波涛而有悠久澄清之感的，像琥珀色一样的黄昏正统治着，和那里的居民的冷静与均衡气质却完全协调。天空在我脚下，正如它之又在我们头上。
每天，很早的时候，一切都被严寒冻得松脆，人们带了钓竿和简单的午饭，穿过雪地来钓鲈鱼和梭鱼；这些野性未驯的人们，并不像他们城里的人，他们本能地采用另外的生活方式，相信另外的势力，他们这样来来去去，就把许多城市部分地缝合在一起了，否则的话，城市之间还是分裂的。他们穿着结实的粗呢大衣坐在湖岸上，在干燥的橡树叶上吃他们的饭餐，他们在自然界的经验方面，同城里人在虚伪做作方面一样。他们从来不研究书本，所知道和所能说的，比他们所做的少了许多。他们所做的事据说还没有人知道。这里有一位，是用大鲈鱼来钓梭鱼的。你看看他的桶子，像看到了一个夏天的湖沼一样，何等惊人啊，好像他把夏天锁在他的家里了，或者是他知道夏天躲在什么地方。你说，在仲冬，他怎么能捉到这么多？啊，大地冻了冰，他从朽木之中找出了虫子来，所以他能捕到这些鱼。他的生活本身，就在大自然深处度过的，超过了自然科学家的钻研深度；他自己就应该是自然科学家的一个研究专题。科学家轻轻地把苔藓和树皮，用刀子挑起，来寻找虫子；而他却用斧子劈到树木中心，苔藓和树皮飞得老远。他是靠了剥树皮为生的。这样一个就有了捕鱼权了，我爱见大自然在他那里现身。鲈鱼吃了螬蛴，梭鱼吃了鲈鱼，而渔夫吃了梭鱼；生物等级的所有空位就是这样填满的。（188-189）
与一般哲学著作相比，这几段话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理解的和它们忽略的“知识”种类。叙述者不愿去确定他的感觉所针对的现实（“如果我不是在做梦“），而宁可在现在时中描述他们（使经验成为即时的和进行时的，而不是久远的已完成的）。因此，作为叙述者的自我与被叙述的自我，都不是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而且就他（她）参与叙述的程度而言，两者都不是读者。在字面意义上，彼此都没有一致之处（叙述的自我已经自己走了，被叙述的自我也已“走开”，而读者存在于不属于任何一者的现在的某一点上），但在大段论述中两者却都被指定为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对于区别梦和“现实”这一著名的问题，叙述者则只是一带而过。
这段文字中的诸多隐喻，可以说颠倒了我们对于日常经验的假定。水平的冰却成了典型的竖直的“窗”，透过它显示出了一种如同静谧黄昏一般的永恒景色，由此引出最后的倒置：“天空在我脚下，正如它之又在我们头上”。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文字游戏而已，但这一游戏的意义何在？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将之解释为，我们的经验是稳固的，我们能清楚地区别内和外、上和下、夏天和冬天、天空和大地；但经验却教给我们别的东西。对于由特殊“情况”或环境引起的、以及被转换的语词形式，经验从未将之固定化。更确切地说，经验告诉我们，变换才是更经常发生的事；在语言中的明确表达则是，对日常经验的一般假定，是服务于我们的，使我们能够解放出来去思考那些特殊经验。但是，甚至“梦”与“现实”之间的混淆（一个哲学思考的主要问题），也常常被争论不休，因为梦本身就是一种现实，而这一现实又不等同于我们的普通假定。观察冰的下面，你会发现夏天的景观，而更进一步，观察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你会发现他们居然知道如何在一只桶里把夏天带到冬天。
在上述第二段引文中描述的那些“野性未驯的人们”，体现了叙述者对于“旁观者自我”的思维倾向，因为他们是被观察者，且未被钻研过；“他的生活本身，就在大自然深处度过的，超过了自然科学家的钻研深度；他自己就应该是自然科学家的一个研究专题。”为了解释得更清楚，叙述者隐晦地指出，科学家的作用只是描述自然现象，而不是在其行为中“展现”(carry out)自然。那些野性未驯的人们“凭本能行事，从来不研究书本”，而且“他们所做的事据说还没有人知道”，即使通过他们的穿行，他们已把分裂的城市“缝合在一起”了（引申到社会，通常社会之间也是分裂的，并不互相联系）。根据当代的批判性分析，他们被认为是生存在社会边缘、自然界乃至思想中的阈限人物，这估计来自于渊博学者的论述，其作用在于既标明了又遮盖了上述这些领域的区别。这些人物疏远于世，但他们仍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正如叙述者（与读者）位于社会的对立面“自然”之中而非其之外一样（至少这里是如此）。同样，他们也看来像是所谓“旁观者”的对立面，而实际上“旁观者”也是介于个人生命经验和所有死亡（维持根斯坦称之为“消极真理”）可能性之间的一种阈限概念。
当然，梭罗这几段话也不是对特殊或一般的“情况”或“事态”的哲学争论；它们也不会形成可以在它们上面构建思想领域的命题。而缺少连续的争论并不意味着梭罗不会做连续的逻辑推理，如果我们独自读《瓦尔登湖》，我们就会作出结论。确切地说，这种论述方式，实际是在对这样一种观念提出质疑：即我们可以通过推理达到对我们自身本质或对自然本质的终极的、永恒的命题性认识，或是“这样的”认识于我们是有用的。它对于我们也许想象不出的事态或“情况”，并未提出质疑，但实际上它包含了稍稍超出我们经验的前提，和我们无法理解的有若疯狂（beside ourselves）。这就是那个看山的寓言的意义所在。这种论述自成一格，在它产生意义的范围内，在“有耳朵去听”的适当听众所在的地方，其思想（语言）的运用才会被觉察到。它还指出，我们在意识的困境中生活、迁移并存在，我们也是在其中和他人、和这个世界进行交流。
两个启发性的例子；考珀和麦尔维尔
在分析梭罗关于意识困境的论述时，除了爱默生及其著作，我还提到了另外两个作家和他们的一些话。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称语言是他自己的生存环境，在对此作最后的分析之前，通过比较我姑且将这两位作家暂时视为启发性的例子。考珀（Cowper）和麦尔维尔（Melville）帮助我们建立起一种语境，以理解梭罗著作中涉及到清教徒传统的内容。清教、加尔文教以及许多其他新教的教义中都遗留有认识上的两难困境，这里简述如下：
1、 我那永恒存在的灵魂，最后安置何方，是得到拯救还是被罚入地狱，这对我来说极为重要；而对此我却不能有直接的消息。甚至对于它的推断都会具有欺骗性，被拯救也好，下地狱也好，这推断都会让我拿与事实相反的那一个来骗我自己，除非上帝恩赐将它揭示于我，而有此恩赐，我也只是有坚定的被拯救的信心而已，却不会有确定的消息。
2、 我最渴望的事情，是我的灵魂得到拯救，这是超越我的力量所及的，因而无论我做什么都是徒劳；但是如果我宁愿不要这我已确定会失去的被拯救，那么我就能够用我的意志控制自己不继续靠近它。
这就是基督教中“原罪”的含义，他（她）因存在而处于“虚假的位置”，这对于每个人都不同的“虚假的位置”，只有通过上帝的恩赐才会成为真实。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的基督教认为，他（她）的生命一分为二，一边是有罪的、要入地狱的自我，一边是永恒的、也许会受到上帝特别恩赐的灵魂。按照基督教的信条，大众认为自己会得到拯教（至少名义上如此），与这种广义的拯救相对照，前面所说的拯救的概念却是个人化和特殊化的。在这种世界观里，上帝是按虔诚的不同等级来给予恩赐或神助的。17世纪中叶，一位英国的清教徒约翰·比德尔（John Beadle）写下了下面的话：
上帝的一些行为，是普天下所共有的神佑，他给我们食物、给我们衣衫，他对所有他的造物都是如此；所以他也会给贪食的渡鸦食物……但上帝的有些行为却是附加特权的，因此他让亚伯拉罕老来得子，让大卫当了古埃及喜克索王朝的国王。上帝还有一些行为是按惯例行事，因此他宽恕米那西……而上帝有些行为却是奇迹，那是所有人都将被拯救的奇迹。（比德尔，59-60）
可以看到最后一句话中的每一个字都是被强调了的。在神佑的总框架里，上述各个水平之间都是分离的。上帝供我们衣食，但他也给贪婪的鸟以同样多的赐予；上帝按惯例行事，虽然历史可使这惯例请晰，但历史也许是断断续续；而最被渴求的那件事情却是一个“奇迹”，这意味着它是无法预知、无可解释的，反过来说是由客观环境或事实所决定的。
对于任何一个这样的信徒，对灵魂的思考都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而且对此没有绝对的确定性可言。于是人们只好承认自己处在虚假的位置，纵然自己百般努力，也没有出路。而这样一种意识的困境在一首卓然不群的诗中得到充分演绎，即18世纪英国诗人威廉·考珀的《被抛弃的人》（1799），他以那首赞美诗《上帝在神秘中》而著称。考珀认为自己会被罚入地狱，现代心理学家也许认为这种情况是由疾病引起的。他并非不相信上帝或不相信关于拯救和恩赐的教义，实际上他还写了一系列虔诚动人的赞美诗来表达对上帝的赞美和惊叹。他只是认为他会下地狱而已，而且没有什么证据能推翻这一点，因为证据也都是虚设的。当其他人确信自己会被拯救时，他却正好相反，确信自己会下地狱。
《被抛弃的人》这首诗来源于一个历史事件，讲的是一个人在暴风雨中从船上跌落的故事。他的同伴竭尽所能，也没能战胜暴风雨。他在挣扎着：
没多久他就感觉力气消耗殆尽
勇气也在慢慢消失；
但对生命的绝望却支撑着他
与死神搏斗下去。
尽管同伴已经放弃了营救，他也不责怪他们：
心虽有恨怨，死亡却仍会降临
抛开这想法，他的朋友还是
那样亲近。
在诗的最后两节，短短11句，却笔锋一转，成为这个象征性故事的的抒情部分：
我，因此并不打算或梦想，
去评说他的命运，
只让这忧伤的旋律 长久回荡
然而，悲惨却仍喜欢披着伪装
游窜到其他人的境况。
没有人预言到这暴风雨，而它也已平静，
也没有祥光照耀着大地，
虽然，侥幸得到的帮助统统奏效，
但我们每个人，都会孤独地死去；
而我，却沉入更加狂暴的海水，
淹没在比他更深的旋涡之中。
如同考珀的大部分诗一样，对于缺乏诗意的情况，这首诗的语言却能布局均衡、严谨精妙，它也因此而著称。诗中言说者的沉没，以及在他被淹没之后仍然对读者说话，其原因都未被提及，只是在精神上或心理上暗示给读者，但很少有读者会误解。对于那些不认为自己也罪孽深重的人，他们会认为，言说者只是在虚幻地想象他自己，或者用心理学来解释他的绝望。然而经由后者，他们将发现这种精神状态也是虚幻的，所谓“旋涡”，只是精神背离现实的结果而已。而这些读者也承认，如此信念也会具有其现实效果，如此想象也会如真实存在物一样影响人的精神。
这首诗体现了梭罗那个时代和文化里的一种信仰形式，从麦尔维尔与此诗的关系中我们也将看到这一点。诗中无疑是在述说“静静的绝望”，和支撑着生命的渴望——渴望“前面”流逝的生命时光，渴望知道它是崇高的还或卑微的，是属于上帝的还是属于魔鬼的。诗里还说到人的实体之间的鸿沟，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每个人都会孤独的死去”。但是这首诗也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意识困境。假设我们自己处于这一位置，处于活着的死亡状态（death in life），就象诗中的言说者那样，我们会体味到，纵然我们不会完全否认“我们将孤独地死去”，来这里也不是要“像雄鸡一样劲头十足的夸耀”，这里不是欢宴之所。一个活着的人写下象《被抛弃的人》这样的诗，那么他必定在这样那样的意义上处于虚假的位置，因为他不仅是在诗中被淹设，也许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他也真的被淹没了。所以这些反论约束了我们对语言的运用，我们无法再说我们只是这一种事物而不是另一种；它们也约束思想，在梭罗的意义上思想本是关乎假定推测的行为，但这里的思想却立即将我们置于虚假的位置和我们作为“人的实体”所拥有的唯一位置，按照梭罗的观点，某人对自己灵魂的归宿深信不疑，那是把对自己的感觉错当作神物来信仰了，用休谟的话说，是把“相关的几种印象和观念”混淆为我们“无需证据就能确保其完美同一性的简单性”的事物。我想说的是，在这种个人同一性的问题上，我们也许会错误地认为，梭罗关于自我的观念与考珀相同，并带着这种想去解读梭罗。
当然，无论“旁观者”的本质如何，个人同一性及与之相关的生命都只是“一种虚构，只是想象力的创造”，这种观念并非梭罗捏造出来的。相反的两种情况也许都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并且没有导致绝望，由此引起的反论及复杂意义，也不是梭罗所捏造。如果要找一个与梭罗同时代的例子，我们也许会想起麦尔维尔通过《莫比·迪克》里的叙述者伊什梅尔所表达出来的反思。在小说的第93章《被抛弃的人》中，伊什梅尔讲述了一个关于放弃营救比普的故事，那是在“裴廓德号”的捕鲸航程中发生的，比普是个小个子的黑人男孩，是那船上的管理员。叙述者在讲故事时，暗示了他自己也会被放弃（与考珀的诗相比照，这里的叙述者后来逃生了，但其他水手被淹死了），不过此处的焦点是比普和他的情况。
实际上，这个故事所关注的是，那些应用于既存状况的一般命题或规则具有非充分性。他们的鱼叉已经扎牢一头鲸鱼，但比普却被那根捕鲸索缠住了，比普吓得从捕鲸艇上跳到了海里，他的同伴斯塔布为了救这个男孩，不得不割断捕鲸索放走鲸鱼。在比普为此被其他水手痛骂一番之后：
斯塔布才开始正式地教训起比普来。斯塔布先是半含挖苦地骂了比普一通儿，泄了自己的气，之后便认真地教起比普如何避免危险来。斯塔布说了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比普，千万别离开小艇！除非——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事情，最管用的忠告从来都是这么说的。现在，一句话，你给我老老实实呆在船上，这是捕鲸时最好的警告；但是意外发生的时候向船外跳，那就是更好的选择了。而且，他仿佛在想，他是否应该给皮普一个绝对诚心诚意的忠告，那就是以后让他离船舷远点儿，这样他就不会跳下去了；突然，斯塔布的忠告嘎然而止，他断然命令道：“老实呆着，比普，上帝为证，如果你再跳下去我不会救你上来的。记住！（《莫比·迪克》，413）
如同小说的许多其他地方一样，这段文字所表达的意思是，在这个世界上，相反的命题也可能会同样为真，同时它们也从不缺乏或很少缺乏预示作用，足可以拿来制定复杂规则了。斯塔布的解决办法是遵守那个机率稍微大一点的规则，而能最好保护比普的规则是最大限度地与捕鲸的目的（赚钱）保持一致：“都象你这样，我们可损失不起；在亚拉巴马州卖一头鲸鱼的钱，把你卖上30次都不够的，比普！”（413） 但后来比普真的又跳下去了，他被扔在后面但后来又被大船救上来了，从那次惊吓之后他变成了一个 “白痴”：
大海嘲笑似的一会儿将他有限的身体抛起，一会又将他无限的灵魂覆没。但是没有完全淹没他。他能宁愿能活着再次沉入那奇妙的深渊，那里是没有偏见的原初世界，各种奇怪的幽灵滑来滑去，让他眼花缭乱，那个“人鱼守财奴”威斯德姆带他看一堆堆的财宝；在永恒的快乐、无情和青春之间，在天空之外的这无边的海中?/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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