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地带题目:偏爱之我见
文章细节:作文地带 标题:偏爱之我见
江西省清江中学:李弗不
在学习当中,尤其是在读一些文艺作品的时候,总时不时有学生问我“偏爱”好不好,行不行,可不可取,因为他们似乎也感觉到了某些于自己的特爱,但心里总不踏实,还怀疑自己会出纰漏,这当然无可厚非。为了消除同学们的疑虑,也坚定自己的看法,我搜索枯肠,一吐块垒。
我们知道,在文艺的百花园中,姹紫嫣红,争妍斗艳,品种繁多,风神各异,为满足欣赏者的不同爱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审美标准的一致性并不排斥审美个性的差异;应该承认,人们对于不同种类和风格的文艺作品的爱好和欣赏态度都不尽相同。就拿看戏来说吧,北方人爱看京剧,广东人喜欢粤剧,河南人爱看豫剧,而同是江浙一带的观众,有的喜欢淮剧,有的爱看沪剧或者越剧。读小说也如此,有的爱长篇,有的嗜短篇,有的喜读情节离奇的惊险故事,有的欣赏朴实无华的生活速写,有的则爱看细腻入微的爱情描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即使对于同一部作品,不同的欣赏者也会由于口味的不同而各有其赏心会意之处。凡此种种,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所说:“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 刘勰在这里指出了审美个性的差异,每个人都赏其性之所近,而排其性之所异。他所说的“偏好”,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偏爱”。欣赏中有所偏爱,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它是由多种社会因素所造成的,除了欣赏者的阶级出身、职业、文化修养和个性等等的差异外,还有民族、历史和地域上的原因。例如对于古代和外国的作品,由于时代风尚、民族心理的差异和实际生活的隔膜,往往不容易取得一致的喜爱和赞赏。在该时代、该地区为某一些欣赏者所钟爱的作品,不一定能为别一时代、别一地区的人们所欣赏。鲁迅就曾经说过:“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的人,也将不能懂得。”(《看书琐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30页)
文艺欣赏中的偏爱,只要趣味正当,同时又不排斥其他人同样正当的偏爱,那么就应当允许,无须去强求一致,而且也不可能一致。不同的偏爱,彼此可以而且应该互相尊重,各得其所。如周恩来总理曾经谈到他比较喜欢听北方曲艺而不大听苏州评弹,“因为听评弹的苏州口音比较费力,所以不如陈云同志热心。”他还说:“不能一定要我和陈云同志一样,也不能因而说我不赞成评弹,各取所需嘛!观众看戏看电影就是各取所需的。”(米一山的《高山,共和国总理》,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这表现了对欣赏中不同趣味和爱好的尊重。
在文艺欣赏活动中,审美个性的无限差异,正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马克思语)的折光。从一定意义上说,欣赏中“各取所需”,有所偏爱的态度,不但有助于欣赏趣味的互相交流和促进审美鉴赏力的比较和提高,而且也是推动各种不同风格的艺术百花齐放和繁荣发展的积极因素。例如各个剧种往往有一批自己的“戏迷”,这些“戏迷”就是该剧种的“偏爱者”。他们对该剧种的特色有较深的感受和体会,在这方面的鉴赏力显得比一般人精细得多。他们一方面希望稳定地保持这一剧种独具的特色,如“京剧要姓京”、“越剧要姓越”之类;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发展,又不断地对该剧种提出新的审美要求,以丰富和发展原有剧种特色,使之更臻于精美。所谓“爱之厚,则知之深;知之深,则求之切”,就反映了艺术欣赏上有所“偏爱”的审美心理及其对于艺术发展的积极作用。当然,如果有些“偏爱”过于顽固,拘于旧的框框不知变通,那也会束缚艺术的革新,产生消极的效果。
文艺欣赏上的“偏爱”现象,不但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而且在文艺史上也屡见不鲜。某些具有鲜明的创作风格的作家和艺术家,在他们的鉴赏趣味上也有鲜明的“偏爱”。例如王安石喜欢杜甫,而不大喜欢李白;欧阳修则欣赏李白,而不大喜欢杜甫;苏东坡爱读《庄子》,却不喜欢司马迁的《史记》,他的这种偏好连黄山谷和陈师道也感到奇怪。西方如巴尔扎克很欣赏莎士比亚,伏尔泰却把莎士比亚的作品比为混杂在粪便中的珍珠。这类例子很多,不胜枚举。但是这些在欣赏中具有“偏爱”的作家,对于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多数仍能持较为客观的态度,并不盲目排斥和任意贬抑。只要不“嗜痂成癖”和“嫉美如仇”,虽有所偏,而不以偏强人,那就仍不失为一种正常的欣赏态度,不知同学们认为然否,但我已“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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