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地带题目：明代文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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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自一三六八年朱元璋称帝于南京，至一六四四年崇祯自缢于北京，明代的历史延续了约二百八十年。这正是世界历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期。在欧洲，差不多正好与明代历史相对应的是文艺复兴时代，这一时代中，自然科学、哲学、宗教、政治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内，同成长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一系列重大进步，全面地撞击着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及其意识形态。而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念正在形成，欧洲的商船与传教士开始叩击古老中国的大门。在中国的土地上，同样一度孕育着深刻的变异。许多学者认为，元末已相当繁荣的东南沿海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在经历明初的衰退以后，到明中期与后期，重新得到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并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此相应的，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以李贽对传统思想学说的尖锐批判为代表，个性解放的思潮曾兴盛一时。它与魏晋时代个性解放的思潮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与工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相联系的，是具有平民性的；它鲜明地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和物质追求。这些特点，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极其相似的地方。然而可惜的是，这一历史进程在中国显得极其艰难。建立在广大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政治体制对于历史挑战的反应，是空前地加强专制，加强以奴化人性为目的的思想统治。历史进程的滞塞，使中国从此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而开始陷入长期的困境。这一种复杂的背景，也造成了明代文学的复杂性。
对历史的敏感早在朱元璋身上就表现出来。明初在恢复汉文化传统名义下进行的革除元代旧政的努力，不仅仅反映着民族意识，更重要的一点，是针对着元代由于政治制度的松懈和思想统治的松懈所带来的广泛的社会变化。朱元璋这位具有雄才大略而果毅残暴的开国皇帝，以强烈的手段建立了空前的独裁统治。在中央政权，他先后制造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蓝玉“谋反”案，连坐诛杀数万人，几乎杀尽了开国功臣，又借机废除秦汉以来实行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社会经济方面，他在鼓励垦荒、扶植农业的同时，对最富于活力的东南沿海地区加以残酷打击，以削弱这一地区的力量，铲除对王朝统治可能构成威胁的基础。大批地方富豪或被抄没家产，或被迫迁徙，使这一地区的工商业遭到严重挫折。他还明令“片板不许下海”，用军队封锁海上交通，禁止民间的对外贸易，以贯彻“重农抑末”的政策。
在思想文化方面，他实行了严厉的控制。程朱理学继续被尊奉为官方学说，这一学派的儒家经典注本被当作士子日常的功课和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在科举中，自明初至成化年间逐渐形成固定程式、规定字数、要求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明史·选举志》）而绝不许自由发挥的八股文，更强化了对文人思想的禁锢。与此相配合的，是残酷的高压手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士向来有“隐”的权利，而朱元璋钦定的《大诰》却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劄”——
抄没家产并诛杀（《明史·刑法志》），从而彻底取消了士大夫与政权游离的选择。高启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就是因为不愿与政权合作而被杀的。同时，朱元璋还制造了许多起看来是莫名其妙的文字狱。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质，都因他们执笔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一类字样，被认为“则”是影射“贼”，统统处死。然而这种荒诞的行为实有其深刻的用意：唯有这种不需要任何理由、无从辩解的杀戮，才彻底显示出皇权的绝对性，而造成巨大的威慑。如果说，宋代的文化专制已相当发展，那么至少士大夫的人格在表面上还是得到了尊重，所以他们能够以“气节”自励，维持士以求“道”为最终人生目标的理想品格。而明朝自其立国之初，就从根本上塑造文人的奴性品格。
明成祖自“靖难之役”中夺得政权，迁都北京，继续推行由太祖确立的治国方针。永乐年间郑和受遣七下“西洋”，远抵波斯湾的霍木兹，确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而且先于哥伦布、麦哲伦航海许多年。但是，撇开成祖的主要目的是否为搜寻失踪了的建文帝不论，这一次航海也带有过于强烈的“宣示国威”的用意，它在开辟海上交通、发展国际贸易方面的应有的价值受到了限制，这样的远航也因此未能继续下去。农业经济的自足性和封建统治者的保守心理使中国在历史机缘的大门前停止了脚步。
我们大致地把从明初到成化末年（1368—1487）的一百多年界定为明代文学的前期。可以看到，这是文学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衰微冷落的时期。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跃的文学风气，在明初以残酷的政治手段所保障的严厉的思想统治下戛然而止。洪武七年被腰斩的高启，唱出了由元入明的文人们内心中的无穷悲凉。而同样的是由元入明的宋濂，则因积极参与新朝文化规制的设计而成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他一方面对杨维桢保留着若干好评，似对元末的文学不无留恋，但更主要的，是继承程朱理学的“文道合一”说，重新建立了由明王朝的政治权力所支持的、代表官方态度的道统文学观。而后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的盛行。这种诗歌，以对皇帝的阿谀奉承和道德说教为主要特点，不仅缺乏真情实感，而且缺乏宋人的气节。
但社会变革的因素一旦形成，就自有其难以抑制的力量。
在经过明初数十年休养生息以后，因元末战乱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乃至更大的发展。自明代前期的后半阶段到明代中期，东南地区的城市再度显现其强大的生机。明初受打击最严重的苏州，不但恢复了旧日的繁华，而且成为东南一带的经济中心。王锜《寓圃杂记》中有一节写苏州的变化，说明初的景象是“邑里潇然，生计鲜薄”；正统、天顺间“稍复其旧，然犹未盛”；到了成化年间，已经是“迥若异境”；到了他写这一段文字的弘治年间，则“观美日增”，其景象是：
闾阎辐辏，绰褉（楔）林丛，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樏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
此后到正德、嘉靖，苏州的经济一直保持着不断增长的势头。它既是一个八方交汇的商业城市，又是江南丝织业的重要基地。这里开始出现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场，出现具有初期资本主义色彩的雇佣劳动关系。如陆粲正德年间写的《庚已编》记苏州郑灏家有“织帛工及挽丝佣各数十人”，这已不是个别现象。不仅是苏州，邻近的松江、杭州、嘉兴、湖州诸地，纺织业都已相当发达。再如南京的印刷业，江西景德镇的瓷业，都在全国占有中心地位；徽州的商人，则以资本雄厚和经营规模之大著称。大致可以说，到了明代中期，东南地区的手工业及商业经济的发展，已经明显超过了元末的水平。而且，其他地区的城市虽然发展程度不及东南地区，但也是在走向繁盛。
随着城市工商业发展、社会财富增长，出现了封建统治的危机。像明初那种比较“清明”的政治，一则依赖于政权对于其官僚阶层的高压控制（太祖时屡次将贪官剥皮），一则依赖于相对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最高统治阶层其实是既不讲“天理”，更不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的一套，他们只是拿来对付别人而已。但对于享乐的追求，绝不可能永远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它总是要不断地漫延。当工商业经济得到发展、财富变得集中以后，以道德信条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机器迅速显现出它的脆弱性。到明代中期，贪欲滋长、奢靡风行、政治腐败，就成为普遍的现象。旧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实质上已不可避免地面临瓦解。再加上北方蒙古族的不断侵扰和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形成内外交困的形势，明王朝的统治已是千疮百孔。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重建成为迫切的问题。而这种重建，首先要求道德至少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真实性——对人欲的适当认可，才能发挥它的制约作用。明代中期出现的王守仁的学说，就是企图从儒学内部进行一次深刻调整的努力。王守仁既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明王朝的干练的官员，他的学说包含多方面的意义。首先，他反对程朱理学把“理”视为一种外在权威的观点，提出“心即理”，从而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修正。“心即理”这一唯心主义的命题，既有承认个人认识真理的权力、承认个性尊严而反对偶像崇拜的意味，又通过把封建伦理的基本内涵解释为“人心本来”所有，进一步强调道德内化的要求。王学的另一基本命题是“知行合一”，这很明显是针对由于信奉程朱理学所造成的言行不一的伪道德现象。王学于明中期以后在士大夫中曾经盛行一时，不同的人对它作出了不同的引伸。但它终究对传统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终究也没有为官方所认可。
而另外一些政治地位不高却与市民社会关系更深的文人，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就不是重新设计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冲击陈旧的价值体系，使个性从束缚中获得解放。如生活年代与王守仁相仿的祝允明，“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顾璘《国宝新编·祝允明传》），他的《祝子罪知录》就很有些异端色彩。祝氏的思想颇有些芜杂，但其中最突出的两点却是很鲜明的：一是反对程朱理学，甚至排斥整个宋代文化，抨击道学为“伪学”；一是强烈地怀疑权威、反抗旧传统，厌恶人言亦言、缺乏生命活力的精神堕性。他说：“言学则指程朱为道统，语诗则奉杜甫为宗师，谈书则曰苏、黄，评画则云马、夏，凡厥数端，有如天定神授，毕生毕世不可转移，宛如在胎而生知，离母而故解者，可胜笑哉，可胜叹哉！”比祝允明晚数十年的徐渭，也是以“狂傲”著称的人物。他的思想虽受王守仁学说的启迪和影响，却已超出王学的范围。他把朱熹比之为酷吏，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看作是儒学中粗浅的东西；他一反历来关于“圣人”的观念，提出：“自君四海、主亿兆，琐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论中》）既否定了“圣人”固有的神圣性，又提出为社会创造物质利益的重要。这些地方反映出明代社会思想的历史性进步。
我们大致把从弘治到隆庆（1488—1572）的近百年划为明代文学的中期。这是明代文学从前期的衰落状态中恢复生机、逐渐走向高潮的时期。这种转变，一方面与文网的松弛有关（洪武朝被杀的高启和永乐朝被杀的方孝孺的遗著，在弘治、正德年间相继刊行，可说明这一点），而更重要的是前面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所致。但这一时期传统势力仍然是很强大的存在，因而文学的进展显得相当艰难。
中期文学的复苏，首先表现于两个文学集团：“吴中四才子”和“前七子”。由祝允明、唐寅为首的吴中四才子，其成员政治地位都不高，影响范围较小，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集团。但他们的文学创作，处于苏州这一城市经济特别繁盛的环境，与市民阶层的思想文化息息相通，具有很多新鲜的内涵，所以是很值得重视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大多科第得志，政治地位较高，活动的中心又是在京师，因而其影响遍布于全国。尤其是李梦阳，他在明代文学中的扭转风气之功，为后来的文人所一致称赏。
在文学观方面，李梦阳、祝允明等人都提出“复古”的口号，其意义与元人提倡“复古”相近，主要是为了切断与宋代文学的联系，进而切断与宋代文化主流的联系。毫无疑问，他们对宋代文学及宋代文化的评价存在偏激之处，但需要注意到，在“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杨慎《文字之衰》）的迂腐卑弱的思想文化风气中，这种偏激也是现实的需要。而且，对于当时人来说，抨击宋代文化，实际也就是反对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而只有摆脱官方政治的束缚，文学才有可能恢复它的生机。
以前七子为主要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给明初以来的道统文学观和虚伪空洞的“台阁体”以沉重的打击，使文学向着表达真情实感的方向跨进了重要的一步。在这过程中，他们对于文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了具有新颖意义的看法。
如李梦阳力倡“今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将《西厢记》与《离骚》相提并论（见徐渭《曲序》），在当时实有震聋发聩之力。但由于他们过分拘泥于“古法”，也在创作中留下了模拟的痕迹。
当前七子和吴中四子所掀起的第一个文学高潮过去之后，在嘉靖、隆庆时期，出现了以唐顺之、王慎中为首的“唐宋派”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之间的对峙。
所谓“唐宋派”，主要是以强调唐、宋古文和宋诗中所体现的尊道精神，来反对前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所造成的文学与道统的疏隔。他们尽管能够指出文学复古运动的某些弊病，但其努力的方向，是文与道的重新合一，因此对于文学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危害。就当时文坛的情况来看，唐宋派的努力并无多大实效，但他们却代表着相当强大的传统势力。以反拨唐宋派为主要鹄的的后七子，仍以文学复古为理论旗帜，在拒斥“宋学”侵蚀文学的过程中，他们比前七子更强调文学形式——格、调、法的重要性。这一方面继续推进了文学的独立发展，另一方面也放松了对人性和文学本质的深入思考。他们的文学活动中，宗派立场、门户之见，以及在艺术形式上的模拟倾向，表现得更为特出。当时代思潮进一步朝有利于个性自由的方向演变时，后七子的理论和创作更显得落后于时代。因而，在嘉靖后期，徐渭从与“唐宋派”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立场上对后七子提出严厉的批判，要求抛弃“复古”的理论旗帜，这就揭开了晚明文学的序幕。
明代中期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俗文学的兴盛和雅、俗传统的混融。这一时期，顺应着市民阶层文艺需求的增长，出版印刷业出现空前的繁荣。《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小说在嘉靖时期开始广泛地刊刻流传，戏曲作家也陆续增多。就主要从事诗文的作家而言，也普遍重视通俗文学，并从中得到启发。李梦阳倡论“真诗在民间”，已表达了对文人文学传统的失望和另寻出路的意向；唐寅在科举失败以后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典雅规范而力求“俗趣”。
在陈继儒的《藏说小萃序》中，可以看到吴中文士文征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人喜爱收藏、传写“稗官小说”的生动记载。而《水浒传》刻行之后，受到文人极高的推崇，李开先、陈束乃至“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在两人从事文学的早期——都认为“《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李开先《词谑》）。徐渭的晚年，更是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戏曲的创作、评析、传授上来。另外应该注意的是，小说《西游记》也是完成于明代中期。
和元代文人大多因为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的变化而投入俗文学领域不同，明代文人对于俗文学的重视和喜爱，更多地带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即认为在俗文学传统和俗文学形式中，人性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这也是晚明时代雅俗文学进一步混融的主要原因。
明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矛盾在嘉靖年代已经表现得很突出，到了万历以后，即明代后期，演变得更为激烈。一方面，以东南地区为主的商品经济继续成长并向其他地区延伸，不但传统的纺织业、陶瓷业等兴旺发达，有些富户财产积累至上百万（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载苏州以机房起家的潘璧成），不少地方的矿业、冶铁业也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另一方面，封建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压制和掠夺也日益严重。万历时，由于内外用兵和营建宫殿，“国用大匮”，神宗派遣大批太监充当税使、矿监，直接从民间工商业搜刮财富。水陆交通要道上，“层关叠征”，税使矿监胡作非为。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和手工业工人忍无可忍，多次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暴力反抗。万历三十年前后的几年中，湖广驱逐陈奉，山东临清驱逐马堂，苏州驱逐孙隆，江西景德镇驱逐潘相，都有数千甚至数万人参加，许多人为此牺牲了生命。
在农村地区，自明中期以来的大规模土地兼并现象也日益严重。在这方面，最高统治阶层同样表现得最为贪狠。宗藩庄田，动辄数万顷，如福王朱常洵封于河南，一次赐田四万顷（后改为二万顷）。大官僚、乡绅也都求田问舍而无底止，占田上万亩乃至数十万亩者寻常可见。这既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或游民，同时在士绅阶层内部，也造成财富聚散无常的现象，一个官宦之家如果其子孙未能进入仕途，原有的家产很快就会被新兴的权势者侵夺殆尽。社会因此而变得日益动荡不宁。
以政治权力为物质占有的主要依据，这原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般特点。但这种占有必须是有节制和有章可循的，才能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而明代中后期，由于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由于“富民”的大量出现，权势与财富大致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已遭到严重破坏（从小说《金瓶梅》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作为富商的西门庆对寒酸的文官常嗤之以鼻）。权力阶层当然不甘心于此，他们凭借权力占取超常财富的欲望不断膨胀。这样，由他们所承担的国家政治机能自然受到破坏，使得国家机器因腐败而失去它的有效性。所以，明王朝所面临的，是一种政治制度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根本性危机。尽管万历初年由张居正所主持的改革，在整顿财政、赋税和吏治方面起了一定效用，在短期内挽救了王朝的崩溃之势，却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难以在张氏去世后维持下去。最终，由于政治腐败和大饥荒所激起的农民起义，加上关外满洲军事集团的压力，摧垮了明王朝的统治。
在明代后期这样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思想界的斗争也显得格外尖锐。这时，以抑制人性、否定人欲为主要特征的传统道德，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号召力和真实性。它既不为统治者自身所遵行，更不为市民阶层和受到商品经济熏陶的文化人所信奉。它仅仅是强加于社会的统治力量和封建统治的道义合理性的说明。而社会本身的历史性进步，已经到了对这种旧的价值体系从根本上提出挑战的时候。
于是就出现了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李贽。李贽的学说，吸收了王守仁学说（尤其是王学中王畿一支）和禅宗思想的若干成分，但远不能为这两家所包容。和王守仁主要站在统治阶层内部进行道德调整的出发点不同，李贽的思想鲜明地代表了社会变革的要求。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对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提出全面批判的人物，李贽的学说主要包含这样一些内容：首先是比前人更为彻底的反权威精神。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焚书·答耿中丞》）表现出反对偶像崇拜、要求尊重个性和个人权利的态度。他还轻蔑地评说六经和《论语》、《孟子》，说这些书要么是史官、臣子的过分褒美，要么是迂阔懵懂的弟子的胡乱记录。这种空前大胆的言论，不仅具有打破奴化教育和思想禁锢的意义，而且提出了从根本上摆脱对历史“元典”的依赖而重新建设社会思想文化的要求。其次，李贽对物质生产相当重视。他认为工商业者开采矿藏、贩运货物，都是对社会对个人有益的事情，说不上什么“可鄙”。与此相联系，李贽对人欲表示充分的肯定，反复论说追求物质享受、好色好货、为自身谋利益是人的天性，是合理的要求。在他看来，一切脱离个人物质追求的高深道理，全是虚伪的空谈。这实际上揭示了私有制社会中最根本的事实，也提出了在这种社会中建立合理可行的道德的基础。而对于禁欲主义，对于假道学，李贽的抨击不遗余力，其言辞之犀利，是历来所罕见的。另外，他对妇女，也有比较平等的态度。譬如他指出：妇女的所谓“短见”，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受到限制的结果。
李贽的思想及其表述方式，有着中国文人向来所缺乏的深刻、尖锐、透彻、大胆。在他多年辗转各地讲学的过程中，吸引了许多具有新异的思想倾向的士人。但即使这些人，在敬佩李贽的同时，也难免感到震惊，不敢完全赞同（如陶望龄、袁中郎、袁小修等都有这种表示）。而那些守旧官僚，对于他更是充满仇视，不断加以迫害。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终于被逮下狱，不久自杀于狱中。这表明了正统势力的强大。还有一位与李贽并称“二大教主”的达观禅师，因为设法要求朝廷停止矿税，也于李贽自杀的次年被迫害致死。这对晚明正在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是沉重的打击。很多曾追随他们的士人，渐渐由兴奋转为痛苦，由痛苦转为消沉。
我们把自万历到明末（1573—1644）划为明代文学的后期。在这一时期中，明代文学进入高潮，随后又遭到严重的挫折。
明代后期文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理论上的自觉性。和元代相比，可以发现：元代文人通常对理论问题没有很高的热情，这是因为社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比较松懈，所以较少发生思想论争。明代的情况与之相反，官方统治思想与反传统思想的斗争随着社会本身的演变日趋激烈，因而理论的表述愈来愈显得重要。
在晚明的文学理论中，李贽的“童心说”也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所谓“童心”，李贽解释为“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就是由人的自然本性所产生的未经假饰的真实情感，与之对立的，则是由耳目而入的“闻见道理”。他提出：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童心说》）在李贽“童心说”的基础上，袁宏道又倡为“性灵说”。他提出“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袁宏道《敝箧集》江盈科《叙》引），又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
（此）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叙陈正甫会心集》）这实际是对李贽“童心说”的发挥。其实，所谓“童心”或“性灵”，也不可能是什么纯出于天然的东西，它不可能不受到社会意识的熏染。但就其作为人的真实的自然情感的意义来说，总是与社会意识——特别是统治者所建立的道德信条存在距离和冲突，且这种距离和冲突会在社会发生深刻演变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大。标举“童心”和“性灵”，并有意地将它与“闻见知识”相对立，其意义一是强调了将真实情感与个性作为文学的主要基础的重要原则，一是为与封建道德不很合拍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大量进入文学提出了根据（见袁宏道《叙小修诗》），所以它意味着文学的解放。作为一种口号，“性灵”在字面上比“童心”更寓有灵动活泼的自然个性、主观精神的意味，所以被使用得更为广泛。
与前者相类似的理论是尊“情”反“理”。在明代中期，从李梦阳提出“缔其情真”（《林公诗序》），到徐渭提出“古人之诗本乎情”（《肖甫诗序》），对“情”的重视已相当普遍。
而晚明文人更多从情、理对立的角度肯定情的价值功用。如袁黄的《情理论》提出：“古之圣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人生于情，理生于人，理原未尝远于情也。后之学者远情而骛于理……盍亦返而思其情乎？”冯梦龙则对六经提出特殊的解说：“六经皆以情教也。”又说：“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古者聘为妻，奔为妾。夫奔者，以情奔也。奔为情，则贞为非情也。”（《情史》）汤显祖也坚决反对以“理”格“情”，责问：“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词》）这些论述，哲理意味比较淡薄，而直接地把矛头指向非情的“理”，要求解除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对当时文学风气的影响也很大。
晚明诗歌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以袁宏道为中心的“公安派”。这一派继承徐渭的方向，强调性情之真，力排复古模拟的理论，要求诗歌创作应时而变，因人而异。他们提出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在打破古典审美规范的同时，他们也确实写出了一些优秀的诗篇。但是，公安派在艺术上没有能够发展到足以引导新的诗歌方向的成就，其末流更偏向于率易浮滑。继公安派而起的“竟陵派”，提倡幽僻孤峭的风格，实已是压抑和郁暗的心理表现，所以缺乏生气。
晚明散文——特别是所谓“小品”，在文学史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种文体并无定制，尺牍、日记、游记、序跋、短论，均可包涵，其特点大致有三：一是通常篇幅不长，二是结构松散随意，三是文笔轻松而富于情趣。广义的小品文可以追溯到很远，唐宋古文家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佳作，尤其苏轼，更被认为是晚明小品的不祧之祖。但是，晚明小品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潮流出现，则是当代社会生活的产物。它的核心概念“性灵”，与唐宋古文的核心概念“道统”，恰好是对立的；它对道统的背离，使散文得到了一次解放。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散文的艺术成熟最早，就是因为它与古代散文尤其晚明小品有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可以看到晚明小品在古代散文向现代方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晚明小品也有它的弱点，就是在李贽被害以后，随着封建正统势力的嚣张，大多数作品偏向于闲逸的情趣，其思想的尖锐性显得很不够。
明代后期的通俗形式的文学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和“二拍”，戏剧如汤显祖的《牡丹亭》等，都在各自领域中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这一时期“雅”、“俗”文学传统相互混融的现象，也比前一时期更为突出。不仅大多数从事戏剧小说创作的文人同时也从事诗文创作，不仅出现了冯梦龙这样的以整理、编著通俗文学为毕生事业的缙绅人物，而且，这一时代人们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基本主张，是贯通于“雅”文学和“俗”文学两方面的。这里李贽同样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在鄙薄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同时，却大力推崇《西厢记》、《水浒传》等通俗文学，认为是一种“至文”，而且以极大热情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借以宣扬自己的文学思想和人生观念。这给予当代文人以很大的影响。后来冯梦龙整理小说和流行歌谣，也具有相同的意识。雅、俗的分野，虽然因形式的不同和语言习惯的不同，看起来好像很清楚，内在的情趣，却已不是那样可以截然分开了。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复杂的时代。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腐败并存（有时甚至互为因果），专制的强化与个性解放思潮的兴盛同在，造成许多矛盾的现象。一个文人身上同时具有彼此冲突的思想倾向，也不难看到。但在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明代文学取得了与之相应的成就，这是毫无疑义的。而且，不管是这一时期的文学所获得的新进展，或是它所遭到的历史挫败，对于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演变过程，都有很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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