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地带题目：明代诗歌·公安派和竟陵派
文章细节：liuxuepaper.COM 标题：明代诗歌·公安派和竟陵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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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间，继续起来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有以公安人袁宗道(字伯修，1560-1600)、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袁中道(字小修，1570-1630)为代表的"公安派"，时称三袁，宏道最著名。
"公安派"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各个不同的时代，即有各种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反对模拟古人。袁宗道说："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自司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马，不亦谬乎"(《论文上》)!袁宏道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雪涛阁集序》)。他们都看到时代决定文学的变化，时代变了，文学包括形式语言等等，一定要变，一切对古人的模拟抄袭是违背文学发展的趋势的。袁中道以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他更具体地说："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穷。法律之持，无所不束，其势必互同而趋浮；趋于浮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穷。夫昔之繁芜，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窃，又将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变之势也"(《花雪赋引》)。他指出文学变化是根据两种不同的创作思想来实现的，从"法律"到"性情"，又从"性情"到"法律"，而其所以变，则为作者所不及知的"气"所决定。这种"气"显然指客观的不断变化的时代。袁中道所指出的文学变化的循环现象虽不一定可信，但他肯定文学始终是在变化，而且为客观的力量所决定，这对冲击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还是有意义和作用的。
袁宗道说："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无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矣"(《论文下》)。又说："故学者诚能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虽驱之使模，不可得矣"(同上)。他说的"意见"或"理"就是作家的思想。作家首先要有思想修养，文章首先要有思想内容，而绝不是在形式语言上模秦仿汉。这也有力地打击了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袁宏道更从作家或文章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他赞美袁中道的诗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叙》)。袁宏道所谓"性灵"，就是上文袁中道所说"性情"。由于重视"性灵"或"性情"，袁宏道并不怎样强调"学问"、"意见"或"理"，而特别强调了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他认为"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同上)。又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唯会心者知之。……夫趣之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同上)。他重视妇人孺子的"真声"、"任性"，赤子婴儿的自然之"趣"，显系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对打破封建思想束缚，直抒感兴，比之袁宗道的"学问说"有更大的作用。
"公安派"的理论对打破拟古主义的陈腐格局是有力量的。他们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陈规定局，自然地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流利洁净，是他们作品的特点。但他们以为"心灵无涯，搜之愈出"，而忽视社会实践对作家的决定意义，这就把创作的源头认错了。他们写来写去，只是几处风景名胜，题材狭窄，思想贫弱。他们的作品虽有革新意义，成就不大。
"公安派"对清代文学如郑燮的散文，袁枚的诗和诗论，均有一定的影响。近代反动文人周作人、林语堂等曾利用"公安派"的"有性灵文字"来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而引导人们离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抵制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
反对拟古主义，和"公安派"同时，还有以竟陵人锺惺(1572-1624)、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主张独抒"性灵"，但更多的却是乞灵于古人。他们选《诗归》，目的就在于"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他们以为古人之精神不是"滞者、熟者、木者、陋者"，而是"幽情单绪"，"孤行"，"孤诣"。这样他们就把诗文创作引向一条更为狭窄的小路。他们脱离现实生活内容，追求一种"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形式主义倾向更为显明。
晚明产生了大量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是公安、竟陵文学革新的直接产物。著名作家有王思任(字季重，山阴人)、祁彪佳(字虎子，山阴人，1602-1645)等。一般描写山水园林，语言明丽洁净，刻琢精工。王思任的《游唤》、《历游记》，祁彪佳的《寓山注》、《越中园亭记》，可见一斑。鲁迅说："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在风格上，它们比之陈腐的"载道"的散文，颇多清新之感。
张岱(1597-?)，字宗子，又字石公，山阴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明亡后，"无所归止，披发入山，戒戒为野人"。他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等就是他过去繁华生活的片断记录。这些片断"梦忆"，反映了他的国破家亡的感慨，流露着追怀故国、热爱乡土的爱国思想。
张岱小品散文的题材较广，凡风景名胜，世情风习，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无所不记。这记录了他的生活实际，也反映了明末现实社会的某些侧面，是比较有内容的。他非常熟悉那些生活，因而能写得细致深入，自然动人。如《西湖七月半》记游人情态，描摩尽致：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奚，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张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枭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
这和作者熟悉杭人风习，观察深入细致，有密切的关系。又如《湖心亭看雪》记西湖雪景：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沅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园中人两三粒而已。……
则别具剪裁，惟取浑括，以诗为文，使散文诗化了。
张岱的小品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博观约取，简洁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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