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翻译的基本功？回答无疑是：熟练掌握中外两种乃至多种语言文字，以及了解翻译学的基本理论，并能恰当地加以运用。这样说当然没错，但是在现代复杂的翻译实践中，仅有这些显然还不够，还要求译者重视语言学和翻译学以外的社会因素。这是因为，翻译是一种社会性劳动，翻译的成果，并不是由译者自己享用，译作是给别人看的。也就是说，译者从事翻译的劳动，必须经过传播并被他人所接受，才能实现其价值；要想翻译获得预期的效果，就必须经历“翻译——传播——接受”这样一个过程。而在传播（含出版）过程中，翻译应遵循的不仅仅是翻译学那些原理，还应该受到传播领域相关规则的制约。对于后者，我把它统称为“社会因素”，并把处理好这些非翻译学术因素对翻译影响的能力，概括为“翻译的第二基本功”。

对于“翻译的第二基本功”，我认为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善于解读文字以外的文化含义

理解文字的义项，可以借助词典，而对文字以外的其他含义，就需要译者参照原文的背景、上下文的连贯、以及译者自己的文化修养来判断。这种文化解读要求注意：

第一，某些词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诠释。如美国辛克莱·刘易斯的名著《大街》中有个词missions，台湾、上海的两种译本都译为“教堂”，而樊培绪的译本则译为“布道区”，理由是据他了解，上世纪年代美国小镇上，“missions”还包括了教会学校、信徒避难所、教会福利设施等宗教活动区，比“教堂”要大得多，译“布道区”似更准确。

第二，某些词在不同环境下含义会有变化。《尤利西斯》中有句“French Letter”。萧乾夫妇在笫9章、穆利根身处图书馆嘲笑穆尔教授这种环境中，将它译为“法国文学”；但在笫14章、莫莉深夜床上提醒自己要查看布卢姆的口袋时，这个词，萧乾夫妇改译为“法国信”，但加注：又有“保险套”之意，而此处金隄则直译为“保险套”。同一个词，不同环境，名家却给出了不同的译法。

笫三，某些典故或专用词组有约定俗成的特指含义。如Monteggia，有篇医学译文参照发音译为“蒙太奇损伤”，自然费解。行家知道，这是一个医学专用词，称为“孟氏骨折”。再引译界一则有趣的往事。早年赵景琛曾把Milky Way照字面译为“牛奶路”，其实它是指鹊桥相会的“银河”，以至鲁迅为此事写了一首幽默的打油 诗 ：“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类似事例还有很多。

第四，传统义项以外还会有非常用义。如arms，传统都指武器。欧洲一位伯爵家门前挂着arms，其上还画有7只燕子。一位译者将其译为“七燕子武器”，按传统义项看没错，但后来有人查证，才知这一家曾出过七位受爵名人，门前图案，应为“七燕族徽”。此处arms应取其非常用义。在翻译俚语时，这种情形尤属多见，足显翻译之难。

二、努力提高目标读者的接受效果

既然译文是给读者看的，那就要尽量让读者看懂，能接受。曾有人主张中外文对应翻译，结果译文生硬、别扭、难懂，这就削弱甚至丧失了传播效果，对此我并不赞成。依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读者的接受程度，是衡量创作和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尺度。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仅仅完成文字层面的转换是不够的，还必须让目标读者接收到作者想要传达的全部信息；而译者对这些信息的捕捉和理解，正是译者需要努力掌握的又一项基本功。它包括：

第一，译文设计要充分体现人物个性。成功的翻译，其译文应该能体现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例如，美国名著《红字》中有一句“Goodwives”，这个词太熟了，燕山版译为“诸位太太”，没错。但是此处的上文是讲一些主妇们讲话粗鲁，出语泼辣，燕山版这种译法显得太软了。译林版则译为“娘儿们”，虽只三个字，却把人物的泼辣劲显示出来了。还有个有争议的译例。杨绛先生在《堂吉诃德》中，曾把西班牙成语“con los pelos en el pecho”译为“胸上长毛”，林一安认为这是误译，应译“男子汉气概”，这个争论一度颇受关注。为此我曾向杨绛先生求证。她告诉我，桑丘说此话有挪揄之意，这个女子，会掷铁棒，比村里壮男还要粗壮，所以她把这整句话连起来译为：“天哪，她多结实啊！身子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呢！”杨先生为突出人物形象，舍“男子汉气概”而取“胸上长毛”，这种处理是否妥当可以讨论，但我认为，不拘泥于表面文字，而能体察人物性格，设计出既符合原义、又生动话泼的语言表达，这确是文学翻译中必须学会的重要基本功。

第二，要判断语言环境选择恰当的义项。在《尤利西斯》中有一句“Wonder is he pimping after me?”金隄译为：“不知道他会不会是想拉我的皮条？”萧乾夫妇则译为：“不晓得他会不会在盯梢？”两种译法差别很大。我问过萧乾，他答，这句语言环境是，布卢姆背着妻子，正从邮局取出一封情人的来信，突然遇见妻子的相好麦科伊走来，心虚的布卢姆于是在心里产生了这句疑问。试想，大白天在邮局门口，怎么会想到妻子的相好要给自己“拉皮条”？这于理于情都说不通。Pimp是有“拉皮条”的义项，但在澳洲又有“密探”之意，爱做文字游戏的乔伊斯，把它引伸过来暗喻“盯梢”，是完全有可能的。对此，我们不能肯定萧乾这种译法就对，但他能运用自己的知识面，根据语言环境来选择对应义项，这种精神和努力值得加以弘扬。

第三，要重视译文整体的和谐。中外文单词、单句的转换，靠语言功底加上词典，也许可以大体完成，但译文之间的连接、搭配、语气、节奏、以及上下左右氛围是否和谐贴切，这些就要看译者的“第二基本功”了。以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剧本”为例。朱认为，莎剧大量的是人物对话，把无韵 诗 译成散文对白，既有助于传达原文的意趣，又便于读来琅琅上口，于是他把 诗 体译成散文体。为了使莎剧人物的语言，更适应舞台演出时演员流畅对话的需要，他还特意到剧院去听话剧演员对白的音韵、节奏和语感，并以此作为自己修饰译文的参考。他坦言：“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暖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人们可以不同意朱生豪的这种见解，但是必须承认，朱译莎剧确实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和赞誉，我国剧院上演莎剧的剧目，几乎全是采用朱译译本就是一个明证。由此可见，朱生豪不仅熟练掌握中英文翻译技术，还具备超出翻译学的更广阔视野的胆识和能力，以至使他的译作成为了传世精品。优秀翻译家这种多方位的基本功，应该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第四，要妥善协调好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翻译首先要体现出原作者刻画人物及行文遣词的风格，这毋庸置疑，但不是说应该抹煞译者自己的风格，只是译者不能喧宾夺主，以译者风格代替作者风格。许多人都认为，汝龙翻译的契诃夫作品，既保持了契诃夫那种幽默、俏皮、甚至有点撒野的风格，又体现了汝龙自己长句短说、用词简洁、描述贴切的风格，是协调好作者与译者风格比较成功的译本。特别是 诗 歌翻译，更要强调作译者两者意境与风格的协调。 诗 人卞之琳说过，从文字来讲，外国 诗 歌是不可能翻译的，只有融入到外国 诗 人那种意境之中，译者才能译出与原 诗 形似的语言与情感。他说的这种“融入”功夫，是不是也属于“翻译的第二基本功”呢？

三、充分考虑译文可能涉及的法律责任

译文不仅涉及原作者、译者、图照作者及出版者多方利益的分配，而且译文中某些人物、事件和表述，往往或明或暗地牵涉到可能面对的法律关系。译者不能埋头只顾翻译，必须思考如何防止自己“触法”。当前最需考虑的主要有三点：

第一，审视有无合法授权。要对照版权保护的规定，审视作者、译者、出版者各环节之间是否获得有效授权，范围多大，有无过期，有哪些附加约定，等等。防止辛辛苦苦译了出来，竟成了侵权之作。

笫二，分清合理使用与抄袭剽窃的界限。有些翻译，难免会参考前人已有的译文；有时在译文、译序、译评中，需要引录他人作品中某些文字，这就要切记：一要说明引文来源，分清自写的或引用他人的；二要恪守“合理使用”的度。这个“度”有时不易明确分清，但按我的理解似可包括：意思虽相同，但思维逻辑与表达方式有自己特色；引述其观点，而未复制论证该观点的过程，更没有照搬别人文字中存在的错误；仅引用他人个别事例或孤立文字，虽未处处署明引用来源，但通观上下文主要依据自己的判断；所有引录只供教学、研究、公益、内部交流等非商业用途，等等。在被诉抄袭的案例中，无疑有卑劣的“文抄公”，但也确有一些是因界限把握不清，非故意地陷入了侵权窘境，对此不可小视。

笫三，慎重对待删节。从翻译学角度讲，译作不能删节；但从传播学角度讲，因受国家法规和国情等制约，往往不能不删。有时不删有麻烦，删了也有麻烦。在现实中，就出现过这样两个成因相反均惹麻烦的例子。

1986年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韩沪麟翻译的纪实性小说《花轿泪》，原作者是法籍华人、著名钢琴家周勤丽。她的公公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富翁周聘三，她在书中写了解放前她受到她丈夫的弟妹及妹夫种种欺凌的情节，此书在法国出版后曾被译成18种文字。不料1992年，已定居美国和巴西的两名周家亲属，以该书侵犯了周家某某等人的名誉为由，向南京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译者韩沪麟。韩辩称，译文经周勤丽审阅过，她表示感谢。受法院委托校订的南京大学 法语 教授陆秉慧，也确认译文忠实无误。但法院还是判定译者韩沪麟及出版社侵权，责令向原告道歉并赔款，被告上诉后，经江苏高院终审判定维持原判。尽管许多人质疑这样的判决，但改变不了译者受到法律惩戒这个事实。这是不删惹出的麻烦。

另一桩则是因为删了而带来了麻烦。前几年译林社出版了一本书，其中有些叙述非删不可。后来作者代理人以删节违反了合同为由兴师问罪，一时给出版社带来了很大压力。后来双方意见没有统一，只好由作者收回授权。可见，在翻译实践中，什么该删，什么不该删，怎么删，都大有讲究。有时光考虑删节还不够，甚至要权衡该不该翻译。像英国作家拉什迪的《撒旦 诗 篇》，就因为伤害了穆斯林的感情，以致许多国家都放弃翻译出版。

四、盯住翻译领域呈现的新事物

进入跨文化时代，翻译介入的领域更广泛了。随着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翻译领域出现了许多新事物，传统意义上翻译的要求与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因此，译者也要与时俱进，关心和研究翻译的新进展，学习并掌握翻译的新知识。当前需要关注的有：

第一，计算机翻译。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有计算机翻译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中科院计算机语言信息工程中心及中科院华建集团，在计算机科技翻译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如今中科院、北京大学等机构，在翻译记忆、电脑模拟语言功能、人机互动、知识工程中的语言转换等方面，都有巨大进展。翻译软件不断在更新，某些科技资料使用计算机翻译的比重和合格率都在提高。尽管计算机翻译不能代替人工翻译，但计算机翻译的前景是诱人的，必须予以关注和重视。

第二，字幕翻译和解说翻译。配合外文影视图像而加的中文字幕，以及在国际新闻的现场解说中，常常都需要翻译。这类翻译，因受时间与空间限制，不要求全文如实翻译，只要求“译意”。“译意”不等于“意译”，它不能照搬传统翻译的那些原则和方法，并有自己的规律和模式。“译意”通常要求：反应要快，用词简练，节奏同步，抓住事件要领，善于提炼核心词，摒弃累赘形容词，解说与字幕要紧扣图像，等等。也许将来会衍生出一种新的翻译传播模式——“解说翻译文体”。现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就专门开有计算机翻译和字幕翻译的课程，说明这些领域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笫三，网络翻译。现在网络上出现的翻译，有的是练笔征询反应；有的是个人兴趣翻译，发给网友分享；也有像“哈利迷”那样，为了抢先了解“哈七”的内容，根据网上的原文先行自译。总的看，除极少数双方有约定的以外，进入商业领域的网络翻译，目前尚未形成气候。但随着出版数字化进程的加快，网络翻译的作用和影响势必越来越大，与其相应的问题，例如网络翻译质量的监管，网络翻译收益的分配，网络翻译版权的保护，等等，都将成为翻译必须关注的新问题。

上述种种，也许只是一孔之见，但至少在目前大学的翻译课中，恐怕没有或极少会讲到。这些算不算“翻译的第二基本功”当然可以讨论，但它所提到的问题，提请从事翻译教学及翻译实践的人多加思考一下，总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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