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政治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有无自由通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公正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全面的社会保障机制，灵敏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动态开放的社会稳定机制是衡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准。党和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而腐败政治会使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需的五项机制难以建立，因此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
腐败政治会扭曲社会流动机制，使得能力优先、机会平等、公平竞争的社会流动机制难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人们必然会因为职业和收入的差异而居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层级上并归属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差异和社会分层具有客观合理性。随着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层观念的逐步传播和普及，人们日益能够接受由于知识和能力的差异而形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归属的差异，并且积极追求通过知识和能力的改进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类属，社会流动机制的通畅成为必不可少的了。而腐败的猖獗则会造成社会分层结构和向上的社会流动机制的扭曲变形。社会分层结构劣变表现为一部分握有实权的公职人员通过贪污腐败进入到新富阶层的行列之中，同时新富阶层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发家致富，这样会刺激社会产生仇富心理。更重要的是，腐败的猖獗会严重扭曲向上的社会流动机制，如果权力、金钱和关系成为向上的社会流动最重要的杠杆，那么知识和能力就会退居后位。官场、商场和学界将因此出现由既得利益集团确定而新进入者不得不遵守的游戏“潜规则”，人才竞争中也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机制。由于社会结构的劣变和向上的社会流动机制受到严重扭曲，人们的不满情绪将逐步积聚，从而威胁到社会的和谐安定。因此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成为疏通社会流动机制的重要条件。
腐败政治会扭曲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利益整合功能，使得公正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难以形成。市场经济强调利益驱动，因此其运转过程中会出现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同时利益的差异会导致社会摩擦和冲突的加剧。这样就需要对多样化的利益加以整合和调节，避免社会因为利益的冲突和争斗而归于毁灭。执政党是利益“整合的工具”（李普塞特语），国家是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的调节器。正是依靠执政党和国家居于社会之上整合和调节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社会才不至于因为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而陷于无尽的分裂和冲突之中。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履行利益整合和调节的功能，要求党政官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维护社会公正为己任，保持公平和效率、亲商和亲民的恰当平衡，鼓励创造活力，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对于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者给予适度补偿，对于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给予重点照顾，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条件。如果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的初次分配体现了效率原则，那么由国家进行的再分配或者说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应当以公平为原则，使社会贫富差别保持在一个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而在腐败盛行的条件下，由国家进行的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将不但无法发挥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反而会起到削弱乃至破坏社会公正的作用。腐败的党政官员在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中为了索贿受贿将会有意识地向新富阶层倾斜，同时将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支配权为个人或小集团发财致富服务敛财自肥，而那些无力行贿和缺乏政治影响力的阶层、集团和群体则会在这种再分配中受到冷落，尽管它们贫困无助，更加需要得到国家的照顾，其结果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对立状态。因此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成为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的必由之路。
总之，廉洁政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证。而廉洁政治建设要求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体系。我国目前所推动建立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吸取了透明国际专家提出的“国家廉政体系”的思想，但重要的不是形似而是神似。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体系的制度支柱的打造需要靠深化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特别是推动执政党自身的改革来完成，国家廉政体系的文化价值观基础的奠定需要在全社会培育廉洁文化。廉洁政治建设的成功将会有力地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后者反过来也可以促进廉洁政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版权声明：本栏目内容均从网络上收集，供仅参考，这些资料可能并不完整，有效性和正确性也无法保证。本站并不拥有这些资料的版权，版权属于原版权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