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作为封建时代明君的典范，文治武功方面都有着非凡的业绩。在教育方面，他所做出的成就也非常突出。即位之初，他就充分认识到教育的作用。一方面，他开始“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赍帛而礼儒生”，从而使贞观年间的学校教育出现“国学之盛，远古未有”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他也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对诸子的教育可谓不遗余力。目前史学界研究唐太宗的涉及面颇广，但较少论及唐太宗的家庭教育。本文将试述唐太宗对诸子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家庭教育的得失。
一、定名分，用礼仪约束规范诸子
早在贞观七年，太宗吸取以往教训，产生了使诸子“早有安分，绝觊觎之心”，“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的想法。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指出汉晋以来，不预立名分，以至于灭亡的严重后果，建议“当须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对此，太宗甚嘉之，赐物百段。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左右大臣各抒己见。褚遂良提出“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对此太宗认为“此言是也”，同时表示了自己的担心顾虑“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心常忧虑在此耳。”太宗充分认识到教育规范诸子的重要性，并把此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他命人制订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约束诸子行为，同时还命人征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命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以求劝戒。太宗还教导诸子“当须自克励，使善事日闻，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夫为臣子不得不慎”。太宗所做的这些努力，高瞻远瞩，目的是为了防止诸子争夺皇位而出现的宫廷之争。但是事与愿违，诸子之间的纷争最后还是不可避免。这是因为封建时代立储之争是权利争夺的焦点，是封建制度的一大弊端，非唐太宗的教育所能完全改变的。尽管如此，唐太宗的所作所为，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他的这些做法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皇室内部诸子为争夺皇位而产生的相互厮杀。
二、择师教子，不遗余力
唐太宗充分认识到教子的重要性，希望诸子能学业有成，具备治国安邦的才能。贞观六年太宗诏曰：“朕比寻讨经史，明王圣帝曷尝无师傅哉？……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在充分认识到教子事系国运后，太宗就为年幼的长子承乾选择了德高望重的李纲作为太子少师，让太子亲拜之。然而太子生于深宫之中，染上了竟事奢侈、喜爱漫游的纨绔邪气。当唐太宗发现了承乾的某些劣迹后，并没有放弃对他的培养。贞观五年，李纲病逝后，唐太宗又把教育的重任放在了太子左右庶子于志宁、李百药的肩上。他俩尽心尽职，针对承乾的不足，于志宁撰《谏苑》二十卷讽之，李百药作《赞道赋》以讽焉。于志宁还多次面折承乾，以致于承乾数次派刺客行刺于他。唐太宗对李于两人的表现给予嘉奖，史载赐李百药“厩马一匹，彩物三百段”，赐于志宁“帛五百匹，黄金一斤”。
尽管李于两人倾心尽力，承乾却依然故我。贞观七年太宗又改换杜正伦来教育其子。杜正伦竭尽所能，采取了从正面诱导的方针，着力弥补承乾“不闻爱贤好善”的缺陷。但虽经努力，承乾仍不思悔改。此时的太宗虽已对承乾的表现不满意，但对他还是抱有希望，又先后任命孔颖达、张玄素为太子右庶子，以匡其失。太宗对承乾的教育寄予厚望，派如此多的良师对其教育，可谓用心良苦，耐心有加，不遗余力。
三、耳提面命，启发教育
为了培养承乾的办事能力，早在贞观四年五月就“诏皇太子承乾诣宜令听讼诉”。第九子李治被立太子后，“尝令太子居寝殿之侧”，以便朝朝想见，频加教导。同时注重教育方法，采取“遇物必有诲谕”的启发教育法，改变了以往太子师傅，以讲经义，空洞说教的教育方法。见到李治端起饭碗时，对其指出“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其饭”。见其乘舟时，又对其指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寓教于日常生活中，因势利导进行启发教育，灌输为君治国的道理，不无裨益。 (建议：英语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