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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我于朝鲜兮，望我祖国，祖国不能见兮，唯有悲泣。葬我于异国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念我儿妻。”这是清明节时，康明给父亲康致中及其牺牲战友的祭词。这是一位六旬老人一生的期盼和梦想，期盼长眠在朝鲜三八线的父亲能够魂归故里，与寡守60年的母亲合葬。

2014年3月28日下午1时许，在等待4个多小时后，从韩国交还的437具志愿军遗骸在礼兵护送下，运抵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当看到军车上挂着“迎接英雄回家”“烈士永垂不朽”的红色横幅时，等候在路边的烈士的家属们悲痛难抑，号啕大哭。

一直克制着感情的康明此时也难以自已，胸前挂着父亲遗像的他一下子坐在路边土堆上。“他们那么年轻，睡了那么多年，为了子孙后代可以过得幸福……”他哽咽着说，“我真说不出来，说不出来……”60年的思亲之苦，60年的寻亲之难，60年的盼亲之痛，统统化作泪水倾泻而出……

为国捐躯 父亲浴血三八线

康致中，陕西西安人，生于1919年11月，1937年弃学从军，参加革命，先后历经大小战役数百次，出生入死，屡立战功，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三军第七师二十一团政委。

1953年1月22日，伴随着朝鲜战争隆隆的炮声，时任志愿军第一军第七师十九团团长的康致中告别了结婚不到3年的妻子高亚梅，告别了年仅2岁的儿子康明，奉命率领全团入朝参战。同年夏季， 志愿军在离金城25公里的地方向敌人发起了进攻，34岁的康致中率领全团参加了战斗。

6月26日，十九团接到命令，两日后向笛音里西北无名高地发起进攻。当天午时，康致中召集全团排以上干部120多人举行作战会议，而此时没有人知道，由于七师一名被俘的政工干事叛变，团部所在坑道位置已经暴露。

中午时分，美军出动B-29重型轰炸机40余架次，对十九团所在196.0高地的坑道指挥所进行了狂轰滥炸。突如其来的轰炸造成坑道指挥所整体塌陷，坑道出口被大量的土石方掩埋。坑道内的人员根本来不及采取任何应急行动，结果除数人获救外，其余人员全部被埋在坑道里，遭受了志愿军停战前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许多年之后，曾任志愿军第一军军长的黄新廷中将在回忆录《走过硝烟》一书中写道：“当天，40余架飞机对十九团指挥所周围地域轮番轰炸，一颗颗重磅炸弹从空中呼啸直下，炸出了一个挨一个直径数米的大坑，有几颗炸弹正落在了指挥所两个坑道口上方，一声轰隆巨响，坑道口下塌。部队立即行动，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奋力挖掘被炸塌的坑道口，终因下塌土层太厚未有结果。正在坑道内召开作战会议的十九团团长康致中、政委孙泽东、副政委傅颖、参谋长王伯明，军部派往该团了解情况的军组织科长李中林，以及担任进攻突击任务的一营营长周志俭、二营营长王英志，作战股股长梁照图，侦查股股长杜恒德全部壮烈牺牲……”

山西神池县离休干部杨保华，当年曾任十九团军务股参谋，据他回忆：“那天团首长命我去办理有关手续，走出坑道后，发现敌机飞得很低，能清晰看到驾驶窗，我又回到主坑道旁的一条支坑道，突然间一声巨响，坑道内一阵剧烈震动，我被砸翻在地，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过了一会儿，我醒了过来，摸出电筒照了一下周围，见坑道被堵得严严实实，我挣扎着站起来往前走，见到同时被压在坑道内的通信参谋张剑和通讯员，我随着他朝没有被炸塌的支坑道走过去，啊，前面有点亮光！我们用手拼命刨，亮光越来越大，哎呀，原来是个露天观察所。这时我们就往外爬，当我露出半截身子时，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后面的同志急着喊：‘快！快！快往上爬！危急时刻，从另一条坑道内爬上来的何瑞参谋把我拉了上来，只听有人高喊：快救团首长！随即我又昏过去了。”

当时的十九团司令部军务股长后来在《我两次大难不死的坎坷经历》中写道：“我们团部原在60号坑道内，为便于作战，机关全部人员前进到56号坑道，距前沿阵地约3公里。攻击前，指挥所在坑道作战室召开会议，营长及各连长、司令部各股长、后勤副处长也到会，还有军政治部组织处长李宗林，配合作战的榴弹炮营长和成都军区在我团实习的团长和政委。当时我在坑道口值班室任作战值班，还有译电员小韩、一个通讯员和一个朝语联络员。会议进行中，在坑道顶部担任对空观察的侦察股长杜恒德向作战值班室报告，有3架轰炸机和1架侦察机在我阵地上空盘旋。我随即报告团长，并通知部队注意防空。时隔不久，敌机投下一批500至1000磅的炸弹，顿时地动山摇，似乎要把山洞炸塌。我赶紧打电话联系杜股长，可联系不上了。事后才知，他及两名观察员被炸飞，停战后连尸体也没找到。又过了半个小时，敌机投下第二批炸弹，小韩被垮塌的风化石埋住了。我立即打电话向团长报告，可是电话线已被炸断了，坑道口的值班室与山洞里的作战室通道被堵死。不一会儿，敌机第三次轰炸又开始了，一颗炸弹落在距我们不远的洞口旁，顿时，我觉得山呼海啸，天崩地裂，炸起的风化石将值班室的洞口也堵死了，满室的硫磺味令人窒息，简直就像埋在一口活棺材内。幸好坑道没有炸塌，只是被浮土封住，我在里面用手挖，多亏炮兵主任李贯达及时赶到，带领工兵连迅速挖掘，很快将洞口挖开，我们几人才走出坑道幸免于难。我和炮兵主任李贯达随即跑到团后方指挥部60号坑道内，拿起电话向师部报告指挥所被炸情况，同时命令工兵连继续挖掘团作战室……”

由于美机投下的炸弹破坏力极大，造成整个团指挥所及其附近坑道塌陷的土石方量过大，紧急抢救的十九团官兵们手中除了铁锹和锄头之外，没有任何大型挖掘工具，一时难以将如此大量的土石方移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坑道里的战友全部遇难。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氧气逐渐耗尽的坑道内到底经历了什么，人们只能从他们死去的姿势中去揣测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终于在三八线上签订了停战协议。随后，我军工兵日夜不停地挖了30多天，才把那个炸塌的坑道口挖开。眼前惨烈的一幕令在场所有的人震惊不已：团长康致中穿戴得整整齐齐，如同睡着了一样躺在那里，坑道壁的地图边还插着儿子的照片；政委孙泽东趴在桌子上，手里握着电话机，话筒已经深陷到脸部的肉里了；参谋长王伯明手里握着步兵锹，半蹲着靠在坑道壁上，保持着挖土的姿势；其余大部分人都趴在地上，把自己的脸埋到土里边，似乎是想呼吸最后一点空气。所有尸体都已经腐烂或肿胀发黑。

惨剧发生后，师部当即决定重建十九团指挥系统，所有缺失指挥员正职的由副职接替，下级补上级的缺位。随即进行战前动员，激励士气，要求坚决打好停战前的最后一战，为死难烈士报仇。

次日拂晓，在十九团所有官兵的集体请战下，七师师长吴子杰下令提前一天向原定目标发起进攻，战斗猝然打响，我军集中炮火向敌人阵地猛烈轰击，将敌人的表面阵地工事全部摧毁，战士们高喊着：“为康团长报仇！”“为孙政委报仇！”以排山倒海之势杀了过去，仅用4分钟即突破敌前沿，30分钟占领主峰，全歼了守敌。

生死寻觅 母子心系三八线

父亲牺牲那年，康明还是一个孩童，对父亲几乎没有太多的印象，他是从十九团父亲生前战友的讲述中逐渐认识父亲的。

康明至今还珍藏着一张“全家福”，这张照片拍于1952年12月31日，是父亲奔赴朝鲜战场前拍的。据母亲高亚梅回忆，12月31日下午，父亲突然回了家，嚷着要正在睡觉的儿子明明起来照相，当她把儿子拉起来时，睡眼蒙眬的康明还挺不乐意。康致中牺牲前一个月，在朝鲜战场上收到了妻子寄来的两岁儿子的照片，他一直把这张照片揣在怀中，指挥打仗时，也把照片插到地图上，看一眼儿子的照片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1953年3月10日，康致中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大家到朝鲜后，情绪高涨，均表示要打好仗来报答祖国和人民。今年再给小孩种一次痘，沙眼还要经常点药，并请你们保重身体。”没想到这封信竟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后，高亚梅悲痛欲绝，每天都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高亚梅1949年入伍参军，后经组织介绍与大她14岁的康致中结婚，然而婚后还不到3年，丈夫就牺牲在了异国战场。

1953年8月，高亚梅和政委孙泽东的妻子樊敏、参谋长王伯明的妻子廖碧清等家属，来到朝鲜吊唁亲人。师部专门派了3名女护士陪伴照顾她们。在去墓地吊唁亲人时，高亚梅等家属悲痛欲绝，扑倒在墓地旁，哭得呼天抢地……

1957年，康家收到了七师政治部寄来的阵亡通知书，说康致中的遗体安葬在了“三八线”西侧的江原道铁原朔宁152号墓地1号，从此，这个地方就深深地烙在了康明的脑海里。

在康明童年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常常对着父亲的照片独自流泪。记得有一天，母亲带着他去邻居串门，康明看到邻居的小孩向爸爸撒娇，就问母亲，别人家的孩子都有爸爸，我爸爸呢？母亲一下就哭了，邻居阿姨告诉他说，你爸爸牺牲了，你长大了要给你爸爸报仇。年幼的康明虽然不明白牺牲的含义，但他知道爸爸再也回不来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地选派学生代表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作为根正苗红的烈士子女，15岁的康明有幸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站在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看完碑文的他突然意识到，那上面的英雄好像没有包括志愿军烈士，先前那种激动的心情顿时消失了，他心里在喊：爸爸，您葬在哪里啊？

康明开始寻找那些十九团的老兵和烈士们的遗孤。20世纪70年代末，他几经辗转，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找到了与父亲一起牺牲的十九团政委孙泽东之子孙群凯的家。后来，他又陆续找到了团参谋长王伯明之子王安继及20多位阵亡的十九团团营级干部的后代，并从中了解到关于父亲更多的信息。

康明曾接到一名志愿军战士的来信，对方说康团长的遗体从坑道里被挖出来以后，他给遗体盖上白布单，还参与将遗体从坑道里抬出来，抬过驿谷川河以后，临时安葬在一条公路的旁边，并立了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的是康致中烈士之墓。

2000年6月，康明找到了两名十九团的老兵，他们曾在1958年回国之前去152墓地祭奠过战友，并且还拍摄了一组珍贵的照片。他们说我军修了个烈士陵园，还建了一座漂亮的六角纪念亭，亭子后边第一排有5座墓，依序埋葬着康致中、孙泽东、王伯明、一营营长周世杰、二营营长王英顺等人。拿到这些照片，康明欣喜若狂，如获至宝，每天都要仔细看上几遍。他判断父亲的坟墓是朝鲜停战后才从牺牲地迁移至江原道铁原朔宁地区的。

然而，几十年来，康明始终没有能够到父亲的坟前去祭奠。他曾试图以旅游的方式前往朝鲜，但得到的答复是由于152号墓地临近“三八线”，属于军事禁区，没有军方的允许任何人不能够进入。康明只有一次次流着眼泪请求父亲原谅，一遍遍祷告上苍显灵，让他有生之年能够到152墓地祭奠，将亲人的坟墓迁回祖国，就成为他与母亲两人最大的心愿。

2010年，高亚梅因病去世，虽然她为丈夫守了将近60年的寡，但至死也没能到丈夫的墓前去祭奠。临终前，高亚梅叮嘱儿子，她死后要将骨灰撒入山东荣成的入海口，那里离丈夫牺牲的朝鲜最近，她想在那里和丈夫团聚。

然而，康明并没有遵从母亲的遗愿，至今仍保留着母亲的骨灰，他盼着父母重逢团聚的日子。他说，他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父亲的遗骨从朝鲜迁回来，和母亲安葬在一起。

遥祭英灵 儿子泪洒三八线

康明是陕西西安一家机械厂的退休职工。从2005年开始，57岁的他迷上了一款名叫“谷歌地图”的软件，因为通过谷歌地图中的卫星图片，可以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甚至连一间房子一棵树都能看见。他突然想到，既然能看见房子和树，就一定能看见坟墓。于是他请父亲的战友凭记忆画了一张当年打仗的地图，把父亲牺牲的阵地以及团指挥所的地图标了出来。

拿着亲历者画的图，康明每天坐在家里不停地进行搜索，每一棵树每一座房屋都不放过，有时候还会对着地图进行比照，结果终于在一座村庄的北面，发现5个白色的连在一起的物体，有2米多宽，它后面有一个大土堆，明显是用石头砌成一个长方形的土堆，而且周围也长了很多灌木和一些低矮的树木，长44米，宽33米，它的方向对着鸭绿江。康明判断那很可能就是埋葬父亲的坟墓。这个发现让康明惊喜不已，兴奋得几个晚上难以入眠。

父亲的坟墓找到了，可怎样去祭拜或将先人遗骨带回家乡却搅得康明寝食难安。据报道，志愿军在朝鲜阵亡超过18万人，团级以上干部共计244人，除了牺牲的少数战斗英雄和团以上干部计3万余人外，大多按照在牺牲地就近安葬的原则，埋葬在了朝鲜。

从2012年6月起，康明多次将电脑截图和父亲的阵亡通知书寄给中国和朝鲜的相关部门，但收到的答复大多都是朝鲜方面根本没有查到152号墓地，而他所提供的地点属于军事禁区，没有朝鲜军方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进入。

这期间，康明先后到西安市**，陕西**等。2013年2月18日，康明给时任**的***写了一封信：“今年是我的父亲康致中为国捐躯60周年。他和孙泽东、傅颖、王伯明、李中林、杜耀亭、王启光、张银瑞、刘复汉、王德永、李文范等11位牺牲的团职干部烈士及周志俭、王英志、梁照图等十余位牺牲的营级干部埋葬在朝鲜江原道铁原郡朔宁里志愿军152墓地（有墓地照片和信为证）。60年来因从未到先父墓前祭扫，且对父亲埋葬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我痛心疾首。羊不忘跪乳之恩，鸦尚报反哺之情。亲自到父亲的墓地祭奠，是我今生今世最大的心愿。我恳请总理为我们赴朝扫墓提供外交联系，费用我们可自理。并代表152号志愿军墓地的7位烈士后代和他们的家属向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康明的诉求一直未见答复。

康明明白，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他不停地寻找志愿军十九团的消息，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父亲的战友，找到更多与自己有共同身世的志愿军烈士后代。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几年奔波，他先后找到了山西太原的韩启明之侄女韩晓燕，河南济源的苗维忠之子苗务才，上海李树人之女李海放，四川文荣德之子文国林、刘耀虎之女刘炽、邓仕均之子邓其平、石敦豪之女石京秀等人，并形成了一个有57名成员的抗美援朝烈士后代QQ群。

在接触了许多与自己有着相同命运经历的人后，康明愈发坚定了去扫墓的念头，尽管一次次被朝鲜方面拒绝进入三八线禁区，但他还是积极地为赴朝做着准备。

2013年7月，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期间，承诺将位于坡州墓地中的约360具中国志愿军军人遗骸送还中方，启动了自1954年以来中韩最大规模的一次遗骸送还。康明等人激动不已，于是决定马上组团前往韩国，以民间身份前往坡州墓地祭扫，即使找不到先辈的遗骸，也聊表烈士后人的心意。

2013年8月5日，“朝鲜战争志愿军烈士后代祭扫团”12名团员终于踏上了韩国的土地，开始了寻访先辈遗骸之行。

在坡州志愿军墓地，团员们在每一块墓碑前都献上了洁白的菊花，点上了祖国的香烟，祭拜安葬在这里的367位志愿军将士。

三八线韩方一侧从东到西大约分布了10余个眺望塔，其中涟川台风眺望塔是管理最严、三八线上离朝鲜最近、海拔最高的眺望塔，也是距离152墓地最近的一处对外开放点。这里距康致中生前的团指挥所仅有1000米，康致中就安葬在此地的朝鲜一侧。

60年已经过去，当年被炮火烧焦的阵地，如今已是绵绵青山。来到戒备森严的眺望塔山脚下，韩国哨兵一一登记确认身份，把团员们的护照收了起来，并派一名士兵跟他们一起上山。

站在眺望塔上，康明激动得难以形容：“这个地方，我早就搜索过。眺望塔的海拔是250米，根据我父亲战友画的草图，我父亲牺牲的团部指挥所山头紧挨着临津江，大致位置就在江边的河坝上，江的海拔只有50米。所以从眺望塔上往下看父亲的牺牲地，非常清楚，也就是2公里的距离。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父亲牺牲的地方，也无憾了。”

征得韩国哨兵同意后，团员们将康致中、李树人、苗维忠等烈士的遗照悬挂在黑纱布幔上，他们采来了洁白的菊花，并把从国内带来的茅台、五粮液、竹叶青酒和老陈醋，还有饼干小吃奉上。团员们举行了庄严的祭奠仪式，对着照片跪拜祭奠，与自己的先人进行了一次近距离的心灵对话。

终于来到了这个离父亲最近的地方，母亲临终的遗愿、爷爷和大伯的期盼一一闪过脑际，康明为父亲点上中国香烟，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几次失声痛哭，继而又扑倒在地，向父亲的遗像磕头，呐喊呼唤父亲的亡灵，希望敬爱的父亲能感知到儿子的一片孝心……

康明含着热泪宣读了写给父亲的祭文……

“时维公元2013年8月5日，康明几经辗转来到60年前三八线战场韩国一侧，面向北方千米开外父亲牺牲地及七师十九团阵地，作揖叩首、低头泣血告慰祭奠之辞：

呜呼！今年乃是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也是父亲康致中阵亡60周年。60年来因从未能到先父墓前祭扫，我痛心疾首，悲情难表。父亲啊！您将青春的热血洒在了美丽的朝鲜土地上，用年轻的生命捍卫了正义与和平，您为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祖国人民正在享受您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您的鲜血没有白流，您的伟大精神与青山同在，您的丰功伟绩与日月同辉。

编辑:Liuxuepap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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