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的核心主题就是反思并揭示“文革”的封建主义特质；它的锋芒所向，就是反专制，反愚昧，反对压抑人性、践踏人类尊严的昏暴。“文革”为什么会发生？人是怎样变成“兽”的？人们的心上留下了怎样的伤痕？我们到底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谁应该为这一切负责？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和灾难再次发生？巴金开始了痛苦而深刻的反思。
如果说“仇智主义”必然导致谎言的流行，必然使很多人把“说假话”变成一种消极的习惯，那么，“启蒙主义”则强调真理的价值，必然把“说真话”当做个人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原则。“说真话”是巴金在《随想录》中反复涉及的话题，他曾经写过至少四篇专门谈论“说真话”的文章；“说真话”也是他“晚年奋斗的目标”，是在《随想录》写作过程中身体力行的写作伦理。他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提倡“说真话”，是因为经过了“文革”，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我挨了好几十次的批斗，把数不清的假话全吃进肚里。”那些“永远正确的人”更是把说假话当做家常便饭，“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账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不脸红。……他们的嘴好像过去外国人屋顶上的风信鸡，风吹向哪里，他们的嘴就朝着哪里。”然而，“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在他看来，“文革”本质上就是一场说假话、做假事的运动。
从艺术上看，《随想录》属于高度自觉和成熟的写作。与“说真话”的精神姿态相应，巴金的《随想录》在叙述方式和语言形式上显示出一种很可宝贵的品质———洗尽铅华，去除雕饰，表现出一种质朴、清真的风格。在浮华侈丽的“纯文学”很受推崇的时代，在“为文造情”的写作大行其道的时代，巴金的这种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很容易被误解，甚至很容易被贬低。1980年香港的一位教授写了一篇文章（黎活仁《我们对巴金<随想录>的意见》，《开卷》1980年9月号），选录了“港大”学生的“七则同题简论”，表达了他们对《随想录》的失望和不满。一位张姓学生说：“全书不过三十篇短文，但单是‘四人帮’就出现了47次之多。”一位李姓的学生说：“《随想录》的缺点正是忽略了文学技巧，以致文字意义太肤浅，太表面化。”一位苏姓的学生则说：“全书内容结构松散、缺乏张力，文字累赘，令人看得恹恹欲睡。”一位方姓的学生的判断更是斩钉截铁：“容我大胆下一个结论，就文学的观点而言，《随想录》是一本彻底失败的作品。”
对于“港大”学生的批评，巴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并不为我那三十篇‘不通顺的’《随想》脸红，正相反，我倒高兴自己写了它们。从我闯进‘文坛’的时候起，我就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东京对日本读者讲话，我仍然重复这个老调。”巴金从来就不是一个“纯文学”论者，而是一个把写作的目的和目标看得很重要的作家，因此，他一直反对那种迷恋技巧的倾向，讨厌那些繁采寡情的写作：“有人得意地夸耀技巧，他们可能是幸运者。我承认别人的才华，我缺少这颗光芒四射的宝石，但我并不佩服、羡慕人们所谓的‘技巧’。当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笔抹杀，因为我没有权力干涉别人把自己装饰得更漂亮。每个人都有权随意化妆。但是对装腔作势、信口开河、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红的这样一种文章我却十分讨厌。即使它们用技巧‘武装到牙齿’，它们不过是文章骗子或者骗子文章。这种文章我看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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